学者须先识仁。仁者，浑然与物同体，义、礼、智、信皆仁也。识得此理，以诚敬存之而已，不须防检，不须穷索。若心懈，则有防；心苟不懈，何防之有！理有未得，故须穷索；存久自明，安待穷索！此道与物无对，“大”不足以明之。天地之用，皆我之用。孟子言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，须“反身而诚”，乃为大乐。若反身未诚，则犹是二物有对，以己合彼，终未有之，又安得乐！《订顽》意思，（横渠西铭，旧名《订顽》。）乃备言此体，以此意存之，更有何事。“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”，未尝致纤毫之力，此其存之之道。若存得，便合有得。盖良知良能，元不丧失。以昔日习心未除，却须存习此心，久则可夺旧习。此理至约，惟患不能守。既能体之而乐，亦不患不能守也。
刘蕺山曰：程子首识仁，不是教人悬空参悟，正就学者随事精察力行之中，先与识个大头脑所在，便好容易下工夫也。识得后，只须用葆任法，曰“诚敬存之”而已。而勿忘、勿助之间，其真用力候也。盖天理微妙之中，着不得一毫意见伎俩，与之凑泊。才用纤毫之力，便是以己合彼之劳矣，安得有反身而诚之乐。诚者，自明而诚之谓。敬者，一于诚而不二之谓。诚只是诚此理，敬只是敬此诚，何力之有！后人不识仁，将天地间一种无外之理，封作一膜看，因并不识诚敬，将本心中一点活泼之灵，滞作一物用，胥失之矣！良知良能是本心，昏昧放逸是习心。向来不识此理，故种种本心为习心用；今来既识此理，故种种习心为本心转。又何患不存之，又存而不能期月守也？此程子见道分明语也。乃先儒以为地位高者之事，非浅学可几，学者只合说“克己复礼为仁”。周海门先生深不然之，以为“不识仁而能复礼者无有”，是处极为有见。而顾泾阳先生则云：“学者极喜举程子识仁。但昔人是全提，后人只是半提。『仁者，浑然与物同体，义礼智信皆仁也』，此全提也。后人只说得『浑然与物同体』，而遗却下句，此半提也。『识得此理，以诚敬存之，不须防检，不须穷索』，此全提也。后人只说得『不须』二句，而遗却上句，此半提也。”尤见卫道之苦心矣！
又曰：朱子谓程子《识仁篇》乃地位高者之事，故《近思录》遗之。然“诚敬存之”四字，自是中道而立。
又曰：《识仁》一篇，总只是状仁体合下来如此，当下认取，活泼泼地，不须着纤毫气力，所谓“我固有之”也。然诚敬为力，乃是无着力处。盖把持之存，终是人为；诚敬之存，乃为天理。只是存得好，便是诚敬，诚就是存也。存正是防检，克己是也；存正是穷索，择善是也。若泥不须防检穷索，则诚敬存之当在何处？未免滋高明之惑。子静专言此意，固有本哉！
顾泾阳曰：程伯子曰“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”，只此一语已尽，何以又云“义礼智信皆仁”也？始颇疑其为赘。及观世之号识仁者，往往务为圆融活泼，以外媚流俗而内济其私，甚而蔑弃廉耻，决裂绳墨，闪铄回互，诳己诳人，曾不省义礼智信为何物，犹偃然自命曰仁也，然后知伯子之意远矣！
宗羲案：明道之学，以识仁为主，浑然太和元气之流行，其披拂于人也，亦无所不入，庶乎“所过者化”矣！故其语言流转如弹丸，说“诚敬存之”便说“不须防检，不须穷索”，说“执事须敬”便说“不可矜持太过”，惟恐稍有留滞，则与天不相似。此即孟子说“勿忘”，随以“勿助长”救之，同一埽迹法也。鸢飞鱼跃，千载旦暮。朱子谓：“明道说话浑沦，然太高，学者难看。”又谓：“程门高弟，如谢上蔡、游定夫、杨龟山，下稍皆入禅学去。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，他们只目桌（左“目”右“卓”）见上一截，少下面着实工夫，故流弊至此。”此所谓程先生者，单指明道而言。其实不然。引而不发，以俟能者。若必鱼筌兔迹，以俟学人，则匠、羿有时而改变绳墨，彀率矣。朱子得力于伊川，故于明道之学，未必尽其传也。
百家谨案：先遗献《孟子师说》解“必有事焉”：“此与明道识仁之意相合。『正』是把捉之病，『忘』是间断之病，『助』是急迫之病。故曰『不须防检，不须穷索』，『未尝致纤毫之力』。盖存得好就是诚敬，诚敬就是存也。存正是防检，克己是也；存正是穷索，择善是也。若外此而为防检穷索，便是人为，未有不犯三者之病也。”
百家又忆姜定庵先生希辙尝于其家两水亭问先遗献“学而时习”之解，答云：“《白虎通》云：『学者，觉也，觉悟所未知也。』朱子曰：『学之为言效也，总是工夫之名。』荀子所谓『诵数以贯之，思索以通之，为其人以处之，除其害以持养之』，皆是。然必有所指之的，则合其本体而已矣，明道之识仁是也。『时习』者，孟子：『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也。』明道：『识得此理，以诚敬存之而已，不须防检，不须穷索。若心懈，则有防心；苟不懈，何防之有！理有未得，故须穷索；存久自明，安待穷索！』盖其间调停节候，如鸟之肄飞，冲然自得，便是『说』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