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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战国策·顷襄王二十年》

  顷襄王二十年,秦白起拔楚西陵,或拔鄢、郢、夷陵,烧先王之墓。王徙东北,保于陈城。楚遂削弱,为秦所轻。于是白起又将兵来伐。楚人有黄歇者,游学博闻,襄王以为辩,故使于秦。说昭王曰:“天下莫强于秦、楚,今闻大王欲伐楚,此犹两虎相斗而驽犬受其弊,不如善楚。臣请言其说。臣闻之:‘物至而反,冬夏是也。致至而危,累棋是也。’今大国之地半天下,有二垂,此从生民以来,万乘之地未尝有也。先帝文王、庄王、王之身,三世而不接地于齐,以绝从亲之要。今王三使盛桥守事于韩,成桥以北入燕。是王不用甲,不伸威,而出百里之地,王可谓能矣。王又举甲兵而攻魏,杜大梁之门,举河内,拔燕、酸枣、虚、桃人,楚、燕之兵翔不敢校,王之功亦多矣。王申息众二年,然后复之,又取蒲、衍、首垣,以临仁、平兵、小黄、济阳婴城,而魏氏服矣。王又割濮、磨之北属之燕,断齐、秦之要 ,绝楚、魏之脊。天下五合、六聚而不敢救也,王之威亦惮矣。王若能持功守威,省攻伐之心而肥仁义之诫,使无复后患,三王不足四,五伯不足六也。

  “王若负人徒之众,材兵甲之强,壹毁魏氏之威,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,臣恐有后患。《:‘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。’《易》曰:‘狐濡其尾。’此言始之易,终之难也。何以知其然也?智氏见伐赵之利,而不知榆次之祸也;吴见伐齐之便,而不知干隧之败也。此二国者,非无大功也,设利于前,而易患于后也。吴之信越也,从而伐齐,既胜齐人于艾陵,还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。智氏信韩、魏,从而伐赵,攻晋阳之城,胜有日矣,韩、魏反之,杀智伯瑶于凿台之上,今王妒楚之不毁也,而忘毁楚之强魏也。臣为大王虑而不取。《诗》云:‘大武远宅不涉。’从此观之,楚国,援也;邻国,敌也。《诗》云:‘他人有心,予忖度之。跃跃毚兔,遇犬获之。’今王中道而信韩、魏之善王也,此正吴信越也。臣闻,敌不可易,时不可失。臣恐韩、魏之卑辞虑患,而实欺大国也。此何也?王既无重世之德于韩、魏,而有累世之怨矣。韩、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,百世矣。本国残,社稷坏,宗庙隳,刳腹折颐,首身分离,暴骨草泽,头颅僵仆,相望于境;父子老弱系虏,相随于路;鬼神狐祥无所食,百姓不聊生,族类离散,流亡为臣妾,满内矣。韩、魏之不亡,秦社稷之忧也。今王之攻楚,不亦失乎!是王攻楚之日,则恶出兵?王将藉路于仇雠之韩、魏乎!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反也,是王以兵资于仇雠之韩、魏。王若不藉路于仇雠之韩、魏,必攻阳、右壤,随阳、右壤,此皆广川大水,林溪谷不食之地,王虽有之,不为得地。是王有毁楚之名,无得地之实也。且王攻楚之日,四国必应悉起应王。秦、楚之构而不离,魏氏将出兵而攻留、方与、銍、胡陵、砀、萧、相,故宋必尽。齐人南面,泗北必举。此皆平原四达,膏腴之地也,而王使之独攻。王破楚于以肥韩、魏于中国而劲齐,韩、魏之强足以校于秦矣。齐南以泗为境,东负海,北倚河,而无后患,天下之国,莫强于齐。齐、魏得地葆利,而详事下吏,一年之后,为帝若未能,于以禁王之为帝有余。夫以王壤土之博,人徒之众,兵革之强,一举众而注地于楚,诎令韩、魏,归帝重于齐,是王失计也。

  “臣为王虑,莫若善楚。秦、楚合而为一,临以韩,韩必授首。王襟以山东之险,带以河曲之利,韩必为关中之候。若是,王以十成郑,梁氏寒心,许、鄢陵婴城,上蔡、召陵不往来也。如此,而魏亦关内侯矣。王一善楚,而关内二万乘之主注地于齐,齐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。是王之地一任两海,要绝天下也。是燕、赵无齐、楚,无燕、赵也。然后危动燕、赵,持齐、楚,此四国者,不待痛而服矣。”

《战国策·顷襄王二十年》翻译及注释

  楚襄王二十年,秦将白起攻陷楚国的西陵,另一支秦军攻陷鄢、郢、夷陵,放火焚烧楚国先君的陵墓,顷襄王被逼迁都于东北的陈城,以存社稷。楚自此而日渐削弱,为秦所轻。不久,白起又率军伐楚。

  楚国有个名叫黄歇的人,游学各地,博学多闻,楚襄王认为他是大辩之才,于是派他出使秦国,以游说秦王。黄歇到秦国后对秦昭王说:“天下诸侯实力,以秦、楚为最,如今听说大王想要伐楚,臣以为这样无异于两虎相争、最终说不定会让呆滞的猎犬占了便宜,大王倒不如与楚修好。臣请求说说其中的缘由。

  臣听人这样说:‘物极必反,正如冬夏相替;安极而危,好比堆叠棋子。’如今秦国据有天下半数土地,西北两方俱达到极边远之境,有史以来,没有哪个大国能与秦比肩而立。从先帝孝文王、庄襄王,到大王共历三代,从未忘记开疆拓土以求与齐接壤共边,从而切断诸侯合纵抗秦的交通之道。大王多次派盛桥到韩国担任监国要职,盛桥不负所托,并北燕之地入秦国,这样大王不用劳师动众,不用吹灰之力拓地百里。大王又发兵攻魏,封锁大梁城,占领河内,攻取南燕、酸枣、虚、桃人等地,楚、燕两国军队只是作壁上观,不敢与秦军交锋,大王之功也算不小了。此时假如大王能休兵两年,再出兵攻取蒲、衍、首垣,兵临仁、平丘,那么小黄、济阳之地将不战而降,魏氏俯首臣服。大王再割濮、磨以北之地与燕,加以拉拢,则掌握齐秦间的通道,斩断楚魏之间的联系,这样一来,山东诸国即使结聚联盟,也无法挽救其危亡的命运了。眼下大王威名正盛,倘能守成功业,停止攻伐而施行仁义,不仅免除后患,而且那‘三王’就不愁变成“四王”,而五霸也不难变成‘六霸’了。

  反之,如果大王倚仗兵威,乘着击败魏国的余锐威服天下诸侯,臣担心秦国自此后患无穷。《诗经》是这样说的:‘凡事都有一个很好的开始,却少有圆满的结局。’《易经》中也有类似的例子:‘狐狸涉水过河,开始时小心翼翼,生怕弄湿了尾巴,可是由于多种原因,到达对岸时还是把尾巴弄湿了。’这些都说明了始易终难的道理。凭什么断定事理必然如此呢?有事实可据。智伯只看到攻打赵国很有利,可惜却没有注意到榆次之祸,吴王发现攻打齐国有利可图,可惜料不到有干遂之败。这两个国家都曾战功赫赫,只是由于贪图眼前利益,最终不免灭国亡身。吴王相信越国,放心地全力攻齐,取得了艾陵大捷,胜利归来却被越王擒杀于三江之浦;智伯轻信韩、魏,与之合力攻赵,围攻晋阳,不料大胜在即,韩、魏两军阵前倒戈杀智伯于凿台之上。如今大王念念不忘灭掉楚国,却没有注意到楚国的覆灭会增强魏国的实力。臣因而替大王深感忧虑。《诗经》中说:‘有威望的大国,不必征战,自能怀敌附远。’以此来看,地处僻远的楚国应当是秦国的盟友,邻近之国方是肘腋之患。

  《诗经》中又说:‘别人有害我之心,我应时刻提防,再狡猾的兔子,也躲不过猎犬的追捕。’如今大王为韩、魏所惑而加以亲信,无异于吴王轻信越国,到头来后悔莫及。臣听说:‘敌人不可轻视,时机不容错过。’臣认为韩、魏两国是担心亡国灭族才卑躬屈膝臣服于大王的,并非真心臣服,为什么积怨甚深,韩、魏两国人民的父子兄弟,历代死于秦人手中的不可胜数,国家残破,宗庙坍塌,百姓被剖腹毁容,身首异处,暴尸于荒野,触目可见,而被掳掠押送的,相随于路。鬼神无人供奉,而百姓无法生存,沦落为别人奴仆臣妾的,遍布诸侯各国。韩、魏不亡,秦国则永难安忱无忧,此时大王却全力攻楚,难道不是大大的失策吗?

  何况大王出兵伐楚,将取道何处呢?大王不会向仇敌韩、魏借道吧?恐怕出兵之日,大王就开始担忧能否再回秦国了。借道两国,无异于大王把大批兵拱手赠与韩、魏。如果大王不向两国借道,那只能攻打楚国随阳、右壤。而随阳、右壤都是高山大河、森林溪谷,人烟稀少,大王即使占有这些地方,又有什么用?徒有灭楚之名,而无得地之实。

  况且大王攻打楚国之时,齐、赵、韩、魏四国势必乘虚而入。秦兵陷于楚战,无暇他顾,魏国必定攻取留、方与、胡陵、砀、萧、相等地,宋国故地尽属于魏。齐国南下攻取泗北之地,大王出兵击溃楚国,不料让他人坐收渔人之利,既扩张了韩、魏国土,又增强了齐国实力。韩、魏两国强大起来,就会与秦分庭抗礼。而齐国以泗水为西境,东临大海,北靠黄河,再无后顾之忧,将成为诸侯中的最强者。齐、魏获得土地保有利益,再加上官吏的悉心治理,一年之后虽然尚无能力称帝,但有足够的力量阻拦大王建号称帝。以大王疆土之广,民众之多,兵革之强,出兵与楚国结怨,反倒让韩、魏支持齐王称帝,这是大王失策之处。

  臣诚心为大王考虑,最好是和楚国言归于好,和睦相处。秦楚一体,兵临韩境,韩必俯首称臣。大王据定崤山之险,保有河曲之利,韩国必然成了替秦伺察天下诸侯动静的吏属。这时大王以十万大兵进逼郑地,魏国必然震恐,许和鄢陵两城上会闭城自守,上蔡、召陵都不和魏国往来。这样,魏国也就成为秦在东方的侦察官。大王一旦与楚国修好,韩、魏两国自会戮力攻齐,齐国右方的土地大王就垂手可得。这时秦之土地,自西海至东海,横绝天下。燕、赵与齐、楚相互隔绝,然后加以胁迫,四国不待出兵攻打,便会臣服于秦。”

战国策简介
战国策》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,又称《国策》。记载了西周、东周及秦、齐、楚、赵、魏、韩、燕、宋、卫、中山各国之事,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,止于秦灭六国,约有240年的历史。分为12策,33卷,共497篇,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,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。 本书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貌,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。《战国策》一书的思想倾向,因其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,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。 《国策》曾被斥之为“邪说”、“畔经离道之书”。“《战国策》基本上自成一家。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,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,独与儒家抵牾不合,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。” 作者并非一人,成书并非一时,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。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,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。宋时已有缺失,由曾巩作了订补。有东汉高诱注,今残缺。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,作新注。吴师道作《战国策校注》,近代人金正炜有《战国策补释》,今人缪文远有《战国策新校注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