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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尉缭子·兵令上》

  兵者,凶器也;争者,逆德也。事必有本,故王者伐暴乱,本仁义焉。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,而不能废兵也。

  兵者,以武为植,以文为种。武为表,文为里。能审此二者,知胜败矣。文所以视利害、辨安危;武所以犯强敌、力攻守也。

  专一则胜,离散则败。陈以密则固,锋以疏则达。卒畏将甚于敌者胜,卒畏敌甚于将者败。所以知胜败者,称将于敌也。敌与将,犹权衡焉。

  安静则治,暴疾则乱。出卒陈兵有常令,行伍疏数有常法,先后之次有适宜。常令者,非追北袭邑攸用也。前后不次,则失也。乱先后,斩之。

  常陈皆向敌,有内向,有外向,有立陈,有坐陈。夫内向,所以顾中也;外向,所以备外也。立陈,所以行也;坐陈,所以止也。立坐之陈,相参进止,将在其中。坐之兵剑斧,立之兵戟弩,将亦居中。

  善御敌者,正兵先合,而后扼之,此必胜之术也。

  陈之斧钺,饰之旗章,有功必赏,犯令必死。存亡死生,在桴之端。虽天下有善兵者,莫能御此矣。

  矢射未交,长刃未接,前噪者谓之虚,后噪者谓之实,不噪者谓之秘。虚、实、[秘]者,兵之体也。

《尉缭子·兵令上》翻译及注释

  兵器,是杀人的工具。战争,是违反道德的行为。掠夺,是卑鄙的手段。所以王者讨伐暴乱,是为了申张仁义的。战国诸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,抵抗外敌侵略,互相图霸称雄,因而战争

  战争这个问题,军事是手段,政治是目的。军事是现象,政治是本质。能弄清这二者的关系,就懂得胜败的道理了。政治是用来明察利害,辨别安危的。军事是用来战胜强敌,保卫国家的。

  意志统一就能胜利,离心离德就会失败。布阵队形密集有利于巩固,行列疏散则便于使用兵器。士卒畏惧将帅超过畏惧敌人的就能胜利,士卒畏惧敌人超过畏惧将帅的就会失败,所以要预知胜败,就可以比较士卒畏敌还是畏将,用这个比较来预见胜败,就象用秤称物一样准确。将帅沉着,军队就会严整,将帅急躁,军队就会混乱。

  出兵列阵有一般的法则,队形疏密有一定的标本,先后次序有适当的规定。这里所说的一般法则,不是用于追击和奔袭城邑的。前后次序紊乱了就会战败,所以对扰乱次序的人要处死。

  布阵通常是面向敌人的,但根据情况也有向内的,也有向外的,有立阵,也有坐阵。向内是为了保卫中军的安全,向外是为了防备敌人的袭击,立阵是准备进攻的,坐阵是用于驻止和防守的。采取立阵还是坐阵,应该根据军队的进止(攻守)来决定,将帅总是居中指挥。坐阵的兵器主要使用剑斧[以备近战]。立阵的兵器主要使用戟弩[以利远战],将帅也是居中指挥。

  善于抵御敌人的,通常先以正面兵力与敌作战,然始以机动兵力乘机打击它,这是必胜的方法。战斗时还要陈列斧钺,设置旗章,有功必赏,犯令必杀。国家的存亡,官兵的生死,全都系于将帅的指挥。[能这样去指挥军队,]纵然天下有善于用兵的人,也是不能抗拒他的。

  在敌我双方还没有交锋的时候,如果敌人前军呼噪是它兵力虚弱的表现,后军呼噪是它兵力充实的表现,前后都不呼噪的是有秘密的企图。虚、实、秘三者都是作战的形态。

尉缭子》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书,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《尉缭子》一书,对于它的作者、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代都颇有争议。一说《尉缭子》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,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。一般署名是尉缭子。最早著录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,书中杂家类著录《尉缭》29篇,兵形势家类著录《尉缭》31篇。1972年在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《尉缭子》残简,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,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。 《尉缭子》从人性论的视角考察了人的心理,提出了不少精辟治国思想,如“民非乐死而恶生也”,“委积不多则士不行;赏禄不厚则民不劝;武士不选则众不强;器用不便则力不壮;刑罚不中则众不畏”,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。《尉缭子》受到《六韬》或者当时其他黄老道家治国理论的影响,提出治国应当使人无欲,无欲则没有争夺,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,那么天下就太平了,即“反本缘理,出乎一道,则欲心去,争夺止,图图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