彭端淑的主要成就在其文学方面,其
诗歌和散体古文及文学批评理论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。他与李调元、
张问陶以文名鼎立蜀中,被誉为清代“蜀中三才子”。彭端淑早年曾醉心制义(也称制艺),其制义亦技压蜀中,是继韩琢庵、董新策后
唯一能“发虑经旨”的制义大家。甫入京,即以制义名噪京师,深得蔡寅斗、胡稚威、沈适芳等的推崇,谓为“不世之才”,“咸推重之”。但制义这种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,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彭端淑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,直到50岁他才挣脱束缚,“诗学魏、文学左史”,文
风为之大变。特别是他辞官后,主动与人民接近,充分了解了广大人民的
贫困生活,更以无比忧愤的心情,力擎巨笔,写出了一首首含蓄沉凝、脍炙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