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天爵主要成就

　　政治方面

　　苏天爵作为一名长期在监察系统任职的官员，他的仕途经历中，在监察与司法方面取得杰出政绩成为其最主要的政治成就。

　　监察方面

　　苏天爵在监察方面一共有三方面主要成就：

　　至顺三年（1332年），苏天爵到湖北考察狱案，《元史》称其为“虑囚湖北”，即解决冤假错案和滞狱问题。苏天爵到任后遍历各地，不辞劳苦，《元史》记载其“事无巨细，必尽心焉”。元代学者黄溍编修的《苏御史治狱一记》中一共记述了苏天爵所办理的八个疑难案件，都是由他纠正和平反的死刑案；之后又揭发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数事，治绩卓然，声名远播。不久，调入京师为监察御史，道改奎章阁授经郎。元统元年（1333年），因为湖北虑囚名声大震的苏天爵，复任监察御史，在职四个月中，在四个月的监察御史任上，他所上章疏竟达到四十五份之多，其内容亦无所不包，真令人叹为观止，后来，他的好友黄溍在《读苏御史奏稿》一文中，通过读这四十五份奏稿，对苏天爵四个月的作为做了一个概括和评价。根据黄溍的记载苏天爵的四十五份章奏，主要涉及到：弹劾的五个官员，都是"权要"人物；举荐了一百零九人，都是“世臣者德与一时之名流,而于外官下吏、草泽之士，有弗遗也。”这是一个让人不能不为之惊讶的数字，如果将这个数字平均到四个月里，完全可以想见这位苏御史勇猛果决，一往无前。

　　至正五年（1345年）秋，苏天爵从集贤侍讲学士,兼国子祭酒的职位改任山东道肃政廉访使并兼职京畿奉使宣抚，苏天爵在京畿各地的巡查是有成绩的，他深知民间疾苦，保持了不畏权势、直言敢谏的作风，除旧兴废，弹勃不法官吏。老百姓都将他与包拯、韩琦相比，但终引不合流俗而受到排挤，最终竟以“不称职”的名义罢免官职。

　　司法法制方面

　　一.重视立法

　　苏天爵在《滋溪文稿》中指出“法者天下之公，所以辅乎治也，律者历代之典，所以行乎法也，故自昔国家为治者，必立一代之法，立法者必制一定之律，故设律学以教人，置律科以试吏，其所以辅乎治者，岂不详且密欤？”又说: ”自昔天下国家必有道揆法守，而后能有为也。”明确指出了法律是关乎于国家治乱的大问题，务必详瞻细密。他赞同“朝廷之礼不可不肃，天下之法不可不立，礼不肃则华夏无所瞻仰，法不立则臣民无所持守“的观点。为此，苏天爵向朝廷提出了修订，规范法律文件的建议，他在《乞续编通制》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：一，是元初的判罚，多参照已发生案例的判决，英宗以后，虽有通制，又失于条目繁琐，难以适应复杂的案情；二是执法者水平参差不齐，同罪异罚，例外有例现象时有发生，致使之后的判罚在援引判例时无可适从，如果任由发展，不编订简明扼要，判罚明确的法制律例类编，颁示中外，”诚恐远方之民，或不识而误犯，奸贪之吏，独习知而舞文真的出现这种情况，事态将愈加复杂，最终事至不可挽回。”他建议，应早一些制定和重修元朝部分法律，务必”列圣之制度，合为一代之宪章，最终达到民知所避，吏有所守刑政肃清，治化熙洽矣“的目的。 　　

　　二.强调有法必依

　　苏天爵重视法律制度的完善，也主张坚决依法办事，赏罚有据，他说: “赏罚者国之大柄，朝廷纪纲系焉，法制之立，既有成规，奸伪之滋，理宜严禁。”同时，他力主“赏不失有功，刑不失有罪，二者或失，纲纪必隳”。

　　三.用刑以宽仁为本

　　苏天爵对刑罚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，他说:“刑者辅治之具，非恃刑以为治者也，强调刑罚只是统治的辅助措施，而不是目的，因此，圣人用刑应以宽仁为本，施之以忠厚，”内则论议付之刑曹，外则纠察责之风纪“，将法制与监察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彰显圣朝的治功表着，德泽涵濡。

　　除了自己身体力行，践行宽简慎刑原则外，苏天爵对其他大臣约法省刑的言行也非常欣赏，他赞同元故中奉大夫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孛术鲁翀“国家置风纪，本以肃清贪污，兴行治化，初不专尚刑也”和元故御史中丞曹伯启“刑贵适中”的观点。

　　四.积极履行台宪职责

　　苏天爵对于平反冤狱一直特别重视，至顺三年（1333年），苏天爵在湖北虑囚期间，平反了多起冤假错案，其中有名的就达八起；至正五年（1345年） ，任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、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钦的苏天爵，有感于天子二月诏书：”近年无辜被害之家，仰中书省分拣昭雪改正”，作《论近年无辜被害之家宜昭雪改正》，希望有司认真贯彻执行朝廷旨意，“当自某年以后，其未昭雪改正者，早为从公取勘，一一子细分拣。使圣恩普洽于幽明，公道大伸于天下”；同年秋，苏天爵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，寻召为集贤殿侍讲学士，充京畿奉使宣抚，期间，“平反冤狱一十六”，“断革凶冤恶三十六”，“审理罪囚九十七”。百姓都称呼他为“包拯，韩琦在世”。 [2]  五.政治法治环境

　　（一）.严惩司法腐败

　　苏天爵认为，造成冤狱丛生，百姓遭难的重要原因是法制系统的腐败，官员贪奸逞威。在执法过程中，各级官吏巡捕借机搜刮，肆意抢夺之事屡有发生，对于这种情况，苏天爵主张坚决打击，他说：“民之犯罪，具有常刑，苟肆攘夺，理宜禁治”。

　　（二）.注重审判效率

　　在对重囚的处理上，他主张半年一次由廉访司审录，反对三年一次由五府官处决，他说: “人命重事，直待三年五府官处决，诚恐狱囚系伙，愈见淹延“。

　　（三）.严刑与慎赦的统一

　　苏天爵认为，元世祖时期，未尝肆赦，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，肆赦者八才八例，是以刑政肃清，礼乐修举，奸贪知惧，善良获伸，故中统、至元之治，比隆前古。可是，元顺帝即位以来，赦宥太数，近自天历改元 （1328年）至元统初岁（1333年） ，六年之中，肆赦者九次，苏天爵担心，这样会使奸人贪吏，各怀侥幸，大为奸利，非国之福。

　　（四）.选用合格刑狱官吏

　　苏天爵进一步提出，要改变法制刑狱系统的现状，必须选用合格刑狱官员。同时，他特别建议选拔年富力强的刑狱官员，他提出将年六十五以上者，进行统计，这样做并不是对年长官员的歧视，而是体现着“国家优恤臣僚，宣力既久，恐其年不逮，恩德至渥也”苏天爵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刑狱官员的年龄结构问题，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，从中可见其远见卓识。

文化方面

　　苏天爵是一位史学家，文献学家，在文化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中史学方面。

　　一.编修史料

　　《国朝名臣事略》，又名《元朝名臣事略》，是苏天爵在史学上的佳作，也是集中代表元代史学成就的重要私修史著。延佑四年（1317年） 以前，苏天爵尚为国子生时，即十分留心采辑元朝开国以来”巨公世卿’之文集、墓表、家传等材料，已然开始为是书的编纂作前期史料准备，欧阳玄的《序》作于天历二年（1329年） 四月，是书撰成时间应距此不远。据此推算，全书从构思、取材到纂修，前后历时十余年之久。

　　《元朝名臣事略》所收录大多为元朝开国功臣，其成书可称得上苏氏为筹划和编纂“国朝功臣列传’而做的前期努力，目的即在于为当朝统治者提供鉴戒，”垂示方来“。

　　苏天爵草创《国朝名臣事略》期间，即已开始着手《元文类》的编纂，此书虽然只是文献汇编，但却是又一部集中反映苏氏卓越史识和史才的代表性著述，更是后人研治元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来源。《国朝名臣事略》的成书主要是出于“以史经世”的目的，而《元文类》的编纂则旨在保存当世文献，二者从根本上都集中体现出苏氏“措诸实用、不为空言”的学术宗旨。

　　二.史学编纂思想

　　苏天爵不仅勤于修史，著述等身，而且注意总结修史经验，在历史编纂思想与理论方面，提出了许多系统的有价值的认识，有力地推动了元代史学的发展，对于后世修史，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.

　　（一）.大胆揭露史馆积弊，强调史官职责。

　　（二）.重视史料采撰，广辑博采，不拘常规。

　　（三）.呼吁史家要有"直道"之行，提高史德修养。

　　要之，苏天爵作为元代卓有成就的史学家，其致力于当代史的编撰和当世文献的保存，且注意总结修史经验，于史官任内尽职尽责，积极襄助《经世大典》、《实录》等国史之编纂，并对宋、辽、金三史撰修提出重要建议，极大地推动了元代历史编纂学的新进展。

　　三.事功史观

　　苏天爵在编纂和修订元代史料时，强调儒学的经世作用并展现出他的事功史观：

　　（一）.自觉记述元朝立国以来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成就。

　　（二）.浓厚的忧患意识。

　　（三）.提倡多施仁政、爱民厚生的经世思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