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夫文武忠孝,求士为国,不私于家。

  河阳军节度、御史大夫乌公,为节度之三月,求士于从事之贤者。有荐石先生者。公曰:“先生何如?”曰:“先生居嵩、邙、瀍、谷之间,冬一裘,夏一葛,食朝夕,饭一盂,蔬一盘。人与之钱,则辞;请与出游,未尝以事免;劝之仕,不应。坐一室,左右图书。与之语道理,辨古今事当否,论人高下,事后当成败,若河决下流而东注;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,而王良、造父为之先后也;若烛照、数计而龟卜也。”大夫曰:“先生有以自老,无求于人,其肯为某来邪?”从事曰:“大夫文武忠孝,求士为国,不私于家。方今寇聚于恒,师还其疆,农不耕收,财粟殚亡。吾所处地,归输之涂,治法征谋,宜有所出。先生仁且勇。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,其何说之辞?”于是撰书词,具马币,卜日以受使者,求先生之庐而请焉。

  先生不告于妻子,不谋于朋友,冠带出见客,拜受书礼于门内。宵则沫浴,戒行李,载书册,问道所由,告行于常所来往。晨则毕至,张上东门外。酒三行,且起,有执爵而言者曰:“大夫真能以义取人,先生真能以道自任,决去就。为先生别。”又酌而祝曰:“凡去就出处何常,惟义之归。遂以为先生寿。”又酌而祝曰:“使大夫恒无变其初,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,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,无昧于谄言,惟先生是听,以能有成功,保天子之宠命。”又祝曰:“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。”先生起拜祝辞曰:“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。”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。遂各为歌诗六韵,遣愈为之序云。

赏析/鉴赏

  古代称有才德而不愿做官的知识分子为处士。本文作于810年。809年(元和四年),河北恒州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死,其子五际宗统率军队不服从朝庭诏命,唐宪宗命令吐突承璀率兵讨伐。乌重胤于810年(元和五年)四就任河阳军节度使,其地处转运要道,责任重大。乌上任不久即访问贤才,渴望共济国事。石洪为洛阳人,德高望重,颇具才略,一度为黄州录事参军,后归隐洛北十年之久。当乌氏以国之大事相邀,石洪便欣然出就任其幕府参谋。东都人士作饯别,并请韩愈写序以赠之。序中期望乌氏与石洪以道义为归依,并祝两人合作成功,兼寓箴规之意,具有丰富的现实与理想意义。
  《送石处士序》的主旨一为阐明石处士此次出仕不违初衷,为行其所当行;二为借此时机,对他作一些规诫,并且通过此事对节度使乌公也含蓄地有所规诫。韩愈主要就是在这两层上作文章。但从表面上看,文章却无处不在赞扬处士的“惟义之归”与乌公的“求士为国”,赞之正所以规之、励之也。文章的结构仅为两段:上段写乌公与从事讨论求贤之事,由两人之间的问答,写出石处士其人。笔法活络,控御自如。既赞处士之贤,同时也赞乌公之能知贤、求贤。双方的共同点在一个“义”字上,并以此“义”解众人对处士出仕之疑。下段写处士的应聘与众人的饯行。写其应聘之果,赴行之速,可以看出行事自有决断,与前面写其议论古今人物之当、料事成败之神颇能呼应,让我们感到此人果非常人。规劝处士与乌公的话,则通过送行者口中各各道出,委婉而得体。古文家笔法之妙,在于貌似自然地随物宛转,对材料似乎毫无取舍,而实际上极文心结构之能事。读韩愈文章正应该从这些地方加深体会。

韩愈的诗词曲代表作
韩愈(公元768年—公元824年),字退之,唐代著名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,汉族,河南河阳(今河南焦作孟州市)人,祖籍河南省邓州市,世称韩昌黎,晚年任吏部侍郎,又称韩吏部,谥号“文”,又称韩文公,唐宋八大家之一。
文学上,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,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,破骈为散,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,主张文以载道,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,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。
韩愈善于使用前人词语,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,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,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,如“落井下石”、“动辄得咎”、“杂乱无章”等,是一个语言巨匠。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“道统”观念的确立者,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。
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,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,与柳宗元并称“韩”,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,作品都收在《昌黎先生集》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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