桓公问于管子曰：“国准可得闻乎？”管子对曰，“国准者，视时而立仪。”桓公曰：“何谓视时而立仪？”对曰：“黄帝之王，谨逃其爪牙。有虞之王，枯泽童山。夏后之王，烧增薮，焚沛泽，不益民之利。殷人之王，诸侯无牛马之牢，不利其器。周人之王，官能以备物。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。”

　　桓公曰：“然则五家之数，籍何者为善也？”管子对曰：“烧山林，破增薮，焚沛泽，猛兽众也。童山竭泽者，君智不足也。烧增薮，焚沛泽，不益民利，逃械器，闭智能者，辅己者也。诸侯无牛马之牢，不利其器者，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。以人御人，逃戈刃，高仁义，乘天固以安己者也。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。”

　　桓公曰：“今当时之王者立何而可？”管子对曰：“请兼用五家而勿尽。”桓公曰，“何谓？”管子对曰：“立祈祥以固山泽，立械器以使万物，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策。童山竭泽，益利搏流。出山金立币，存菹丘，立骈牢，以为民饶。彼菹菜之壤，非五谷之所生也，麋鹿牛马之地。春秋赋生杀老，立施以守五谷，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羸。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。”

　　桓公曰：“五代之王以尽天下数矣，来世之王者可得而闻乎？”管子对曰：“好讥而不乱，亟变而不变，时至则为，过则去。王数不可豫致。此五家之国准也。”

　　桓公问管仲说：“国家的平准措施可以讲给我听听么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国家的平准措施是按照不同时代而制定不同政策的。”桓公说；“何谓按不同时代而制定不同政策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黄帝当政的时代，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。虞舜当政的时代，断竭水泽，伐尽山林。夏后氏当政的时代，焚毁草薮和大泽，不准民间增加财利。殷人当政的时代，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，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和工具。周人当政的时代，统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材，集中贮备各种物资。五家的办法虽有不同，而集中统一的作用是一样的。”

　　桓公说：“那么，对此五家的政策，借用哪家为好呢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烧山林、毁草菇、火焚大泽等措施，是因为禽兽过多。伐尽山林，断竭水泽，是因为君智不足。焚烧草薮大泽，不使民间增加财利，既取消工具武器的发展，又闭塞人们的生产能力，都是为了加强自己。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，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工具，是为了不过分生产武器和工具而统一民心。派官吏管理人才，禁止私造刀枪，提倡仁义道德，是在稳固基础上安定自己地位。五家的政策虽有不同，而作用是一样的。”

　　桓公说：“现时当政的王者，采用哪家的政策为好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可以兼用五家之法而不可全盘照搬。”桓公说：“此话涵义如何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设立祭神的坛场来封禁山泽，统一制造武器工具来运用物资，使天下同来经营但却严格着物价政策。实行伐尽山林与断竭水泽的办法，控制财利并掌握流通。开发矿山以铸造钱币，保存草地以建立牧场，使人民富饶起来。因为杂草丛生的洼地，不适合粮食生长，应作为饲养糜鹿牛马的牧场。春秋两季，把幼畜供应百姓，把老畜杀掉卖出，发行货币来掌握粮食。这就利用了无用的土地吸收百姓余粮。五家的政策都采用了而没有全盘照搬。”

　　桓公说：“上述五个朝代，已经概括了人们所知的各种办法了。以后成王业的君主如何，可以再谈一谈么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重视调查而做到有条不紊，积极改革而不留恋过去，条件成熟就应当实行，条件已变就应放弃。成王业的具体政策是不能事前安排好的。这里所说，只能是五家的平准措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