望断平时翠辇过,空闻子夜鬼悲歌。

望断平时翠辇过,空闻子夜鬼悲歌。

金舆不返倾城色,玉殿犹分下苑波。

死忆华亭闻唳鹤,老忧王室泣铜驼。

天荒地变心虽折,若比阳春意未多。

赏析/鉴赏

创作背景
曲江是唐代长安最大的名胜风景区,“开元中疏凿为胜境……卉环周,烟水明媚。都人游赏,盛于中和上已之节”(康骈《剧谈录》)。安史之乱后荒废。唐文宗颇想恢复升平故事,于大和九年(835)二派神策军修治曲江。十月,赐百官宴于曲江。甘露之变发生后不久,下令罢修。李商隐这首诗,就作于事变后的第二年春天


整体赏析
曲江的兴废,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。杜甫在《哀江头》中曾借曲江今昔抒写国家残破的伤痛。面对经历了另一场“天荒地变”──甘露之变后荒凉满目的曲江,李商隐心中自不免产生和杜甫类似的感慨。杜甫的《哀江头》,可能对他这首诗的构思有过启发,只是他的感慨已经寓有特定的现实内容,带上了更浓重的悲凉的时代色彩。
一开始就着意渲染曲江的荒凉景象。这里所蕴含的并不是吊古伤今的历史感慨,而是深沉的现实政治感喟。“平时翠辇过”,指的是事变前文宗车驾出游曲江的情景:“子鬼悲歌”,则是事变后曲江的景象,这景象,荒凉中显出凄厉,正暗示出刚过去不久的那场“流血千门,僵尸万计”的残酷事变。在诗人的感受中,这场大事变仿佛划分了两个时代:“平时翠辇过”的景象已经成为极望而不可再见的遥远的过去,眼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黑暗、萧森而带有恐怖气氛的现实图景。“望断”、“空闻”,从正反两个方面暗寓了一场“天荒地变”。
三、四承“望断”句,说先前乘金舆陪同皇帝游赏的美丽宫妃已不再来,只有曲江流水依然在寂静中流向玉殿旁的御沟(曲江与御沟相通)。“不返”、“犹分”的鲜明对照中,显现出一幅荒凉冷寂的曲江图景,蕴含着无限沧桑今昔之感。文宗修缮曲江亭馆,游赏下苑胜景,本想恢复升平故事。甘露事变一起,受制家奴,形同幽囚,翠辇金舆,遂绝迹于曲江。这里,正寓有升平不返的深沉感慨。下两联的“荆棘铜驼”之悲和“伤春”之感都从此生出。
第五句承“空闻”句。这里用西晋陆机“华亭唳”典故,用以暗示甘露事变期间大批朝臣惨遭宦官杀戮的情事,回应次句“鬼悲歌”。第六句承“望断”句与颔联。这里用西晋索靖“泣铜驼”典故,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。这两个典故都用得非常精切,不仅使不便明言的情事得到既微而显的表达,而且加强了全诗的悲剧气氛。两句似断实连,隐含着因果联系。
末联是全篇结穴。在诗人看来,“流血千门,僵尸万计”的这场天荒地变──甘露之变尽管令人心摧,但更令人伤痛的却是国家所面临的衰颓没落的命运。痛定思痛之际,诗人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甘露之变这一事件本身,而是更深入地去思索事件的前因后果,敏锐的觉察到这一历史的链条所显示的历史趋势。这正是此篇思想内容比一般的单纯抒写时事的诗深刻的地方,也是它的风格特别深沉凝重的原因。
这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: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,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“伤春”之情。就全篇来说,“天荒地变”之悲并非主体,“伤春”才是真正的中心。尽管诗中正面写“伤春”的只有两句(六、八两句),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,都透露出一种浓重的“伤春”气氛,所以末句点明题旨,仍显得水到渠成。

名家点评
明末清初朱鹤龄:此诗前四句追感玄宗与贵妃临幸时事,后四句则言王涯等被祸,忧在王室,而不胜天荒地变之悲也。(《李义山诗集笺注》)
清代沈德潜:此借玄宗时曲江,以讽文宗时事。(《唐诗别裁》)
清代屈复:首二句天宝、大和合起。三四天宝,五六大和。七八合结,言曲江一片地,岂堪几番天荒地变哉!(《玉溪生诗意》)
清代纪昀:五六宕开,七八收转。言当日陆机、索靖虽有天荒地变之悲,亦不过如此而已矣。大提大落,极有笔意,不得将五六看作借比,使末二句文理不顺也。(《玉溪生诗说》)
清代张采田:通篇皆慨明皇贵妃之事,此为曲江感事诗,别无寄托也,深解者失之。(《李义山诗辨正》)
近代高步瀛:悲愤深曲,得老杜之神髓。(《唐宋诗举要》)

李商隐的诗词曲代表作
李商隐(公元813—858),字义,号玉谿生,又号樊南生,汉族,唐朝怀州河内(今河南省沁阳市)人,是唐朝著名人。他擅长诗歌写作,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,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,和杜牧合称“小李杜”,与温庭筠合称为“温李”,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格相近,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,故并称为“三十六体”。其诗构思新奇,格秾丽,尤其是一些爱情诗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,优美动人,广为传诵。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,难于索解,至有“诗家总爱西昆好,独恨无人作郑笺”之说。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,一生很不得志。清乾隆五十四年《怀庆府志》记载,李商隐死后葬于祖籍怀州雍店(今沁阳山王庄镇)之东原的清化北山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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