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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战国策·谓秦王》

  谓秦王曰:“臣窃惑王之轻齐易楚,而卑畜韩也。臣闻,王兵胜而不骄,伯主约而不忿。胜而不骄,故能服世;约而不忿,故能从邻。今王广德魏、赵,而轻失齐,骄也;战胜宜阳,不恤楚交,忿也。骄忿非伯主之业也。臣窃为大主虑之而不取也。《:‘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。’故先王之所重者,唯始与终。何以知其然?昔智伯瑶残范、中行,围逼晋阳,卒为三家笑。吴王夫差栖越于会稽,胜齐于艾陵,为黄池之遇,无礼于宋,遂与勾践禽,死于干隧。梁君伐楚胜齐,制赵、韩之兵,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,后子死,自布冠而拘于秦。三者非无功也,能始而不能终也。

  “今王破宜阳,残三川,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;雍天下之国,徙西周之疆,而世主不敢交阳侯之塞;取董棘,而韩、楚之兵不敢进。王若能为此尾,则三王不足四,五伯不足六。王若不能为此尾,而有后患,则臣恐诸侯之君,河、济之士,以王为吴、智之事也。

  “《诗》:‘行百里者半于九十。’此言末路之难。今大王皆有骄色,以臣之心观之,天下之事,依世主之心,非楚受兵,必秦也。何以知其然也?秦人援魏以拒楚,楚人援韩以拒秦,四国之兵敌,而未能复战也。齐、宋在绳墨之外以为权,故曰先得齐、宋者伐秦。秦先得齐、宋,则韩氏铄;韩氏铄,则楚孤而受兵也。楚先得齐,则魏氏铄;魏氏铄,则秦孤而受兵矣。若随此计而行之,则两国者必为天下笑矣。”

《战国策·谓秦王》翻译及注释

  有人对秦武王说:“臣私下十分疑惑大王何故轻视齐、楚,而且待韩国就象对待奴仆,极不礼貌。臣听过这样的话,胜而不骄是王者作为,败而不忿是霸主胸襟。胜而不骄,故能服众;败而不忿,才能与周围和睦共处。现在大王很看重和魏、赵两国的关系,不惜广施恩德,可却淡薄与齐国的交往,这可是骄傲的表现;取得宜阳大捷,就疏远楚国,这是忿怒的原因。骄忿难以成就霸业,臣私下认为大王应当加以深思,不该这样做。

  《诗经》上说:‘做任何事情总有个开头,但是很少能做到善始善终。’因此先王要特别注重善始善终。过去智伯灭掉范、中行氏,又围攻晋阳以求灭赵,结果为韩、赵、魏三家所灭;吴王夫差把越王勾践围困在会稽上,又在艾陵一役中大败齐国,后来在黄池(地名)主持诸侯会盟,对宋无礼最后为勾践所擒,死在干隧这个地方;魏惠王当年更是盛极一时,伐楚胜齐,使韩、赵屈服,还邀集十二家诸侯朝天子于孟津(地名),最后太子死于陵(地名)一役,自己为形势所迫,素衣布冠为秦所囚。这三人当初都建有赫赫战功,只因不能将谨慎贯彻于始终,才招致后来的惨败。

  如今秦国攻破宜阳,占领三川,使得天下策士惶恐震惧、闭口无言;隔绝诸侯之间的呼应,使东、西二周疆界因秦兵的进逼而屡屡更改,使各路诸侯不敢聚合策划图谋秦国;还夺取了黄棘这地,使韩、楚之兵不敢西进。既已取得这样的成就,大王如果兢兢业业,谨慎到底,王霸之业可指日而待。假如慎始而不能克终,就会后患无穷。臣担心诸侯之君,河、济一带的有识之士会认为大王步夫差、智伯之后尘。

  《诗经》上说:‘走一百里路,即使走了九十里还只是一半。’着重指出走最后一段道路是十分艰难的。如今大王常常有骄傲的情绪,臣曾经留心观察,方今天下之事,根据诸侯的心意,不是联合对付楚国,就是并力收拾秦国。何以见得?秦人援魏抗楚,楚人援韩抗秦,只因势均力敌,正处在相恃不下的局面。而宋、齐两国置身四国之外,就显得举足轻重。因此可以断言秦、楚两国谁先争取到宋、齐,谁就能取得最后的成功。秦国如果争得两家外援,就能遏制削弱韩国;韩国受到遏制,那么楚国便孤立无援而遭到打击;假如楚国先得到齐国的援助,魏国就会衰败,魏国衰败之后,秦国就会陷入孤立,饱受战祸。如果按这条路走下去的话,那么秦、楚两国必然有一方遭受败亡之辱。”

战国策简介
战国策》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,又称《国策》。记载了西周、东周及秦、齐、楚、赵、魏、韩、燕、宋、卫、中山各国之事,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,止于秦灭六国,约有240年的历史。分为12策,33卷,共497篇,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,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。 本书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貌,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。《战国策》一书的思想倾向,因其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,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。 《国策》曾被斥之为“邪说”、“畔经离道之书”。“《战国策》基本上自成一家。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,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,独与儒家抵牾不合,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。” 作者并非一人,成书并非一时,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。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,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。宋时已有缺失,由曾巩作了订补。有东汉高诱注,今残缺。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,作新注。吴师道作《战国策校注》,近代人金正炜有《战国策补释》,今人缪文远有《战国策新校注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