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梁书·卷三十八》

  硃异 贺琛

  硃异,字彦和,吴郡钱唐人也。父巽,以义烈知名,官至齐江夏王参军、吴平 令。异年数岁,外祖顾欢抚之,谓异祖昭之曰:“此儿非常器,当成卿门户。”年 十余岁,好群聚蒲博,颇为乡党所患。既长,乃折节从师,遍治《五经》,尤明 《礼》、《易》,涉猎文史,兼通杂艺,博弈书算,皆其所长。年二十,诣都,尚 书令沈约面试之,因戏异曰:“卿年少,何乃不廉?”异逡巡未达其旨。约乃曰: “天下唯有文义棋书,卿一时将去,可谓不廉也。”其年,上书言建康宜置狱司, 比廷尉。敕付尚书详议,从之。旧制,年二十五方得释褐。时异适二十一,特敕擢 为扬州议曹从事史。寻有诏求异能之士,《五经》博士明宾表荐异曰:“窃见钱 唐硃异,年时尚少,德备老成。在独无散逸之想,处暗有对宾之色,器宇弘深,神 表峰峻。金山万丈,缘陟未登;玉千寻,窥映不测。加以珪璋新琢,锦组初构, 触响铿锵,值采便发。观其信行,非惟十室所稀,若使负重遥途,必有千里之用。” 高祖召见,使说《孝经》、《周易》义,甚悦之,谓左右曰:“硃异实异。”后见 明山宾,谓曰:“卿所举殊得其人。”仍召异直西省,俄兼太学博士。其年,高祖 自讲《孝经》,使异执读。迁尚书仪曹郎,入兼中书通事舍人,累迁鸿胪卿,太子 右卫率,寻加员外常侍。

  普通五年,大举北伐,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请举地内属,诏有司议其虚实。 异曰:“自王师北讨,克获相继,徐州地转削弱,咸愿归罪法僧,法僧惧祸之至, 其降必非伪也。”高祖仍遣异报法僧,并敕众军应接,受异节度。既至,法僧遵承 朝旨,如异策焉。中大通元年,迁散骑常侍。自周舍卒后,异代掌机谋,方镇改换, 朝仪国典,诏诰敕书,并兼掌之。每四方表疏,当局簿领,谘询详断,填委于前。 异属辞落纸,览事下议,纵横敏赡,不暂停笔,顷刻之间,诸事便了。

  大同四年,迁右卫将军。六年,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《老子义》,敕许之。 及就讲,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,为一时之盛。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延学士,异与 左丞贺琛递日述高祖《礼记中庸义》,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《易》。八年,改加 侍中。太清元年,迁左卫将军,领步兵。二年,迁中领军,舍人如故。

  高祖梦中原平,举朝称庆,旦以语异,异对曰:“此宇内方一之征。”及侯景 归降,敕召群臣议,尚书仆射谢举等以为不可,高祖欲纳之,未决;尝夙兴至武德 阁,自言“我国家承平若此,今便受地,讵是事宜,脱致纷纭,悔无所及”。异探 高祖微旨,应声答曰:“圣明御宇,上应苍玄,北土遗黎,谁不慕仰?为无机会, 未达其心。今侯景分魏国太半,输诚送款,远归圣朝,岂非天诱其衷,人奖其计! 原心审事,殊有可嘉。今若不容,恐绝后来之望。此诚易见,愿陛下无疑。”高祖 深纳异言,又感前梦,遂纳之。及贞阳败没,自魏遣使还,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。 敕有司定议,异又以和为允,高祖果从之。其年六,遣建康令谢挺、通直郎徐陵 使北通好。是时,侯景镇寿春,累启绝和,及请追使。又致书与异,辞意甚切,异 但述敕旨以报之。八月,景遂举兵反,以讨异为名。募兵得三千人,及景至,仍以 其众守大司门。

  初,景谋反,合州刺史鄱阳王范、司州刺史羊鸦仁并累有启闻,异以景孤立寄 命,必不应尔,乃谓使者:“鄱阳王遂不许国家有一客!”并抑而不奏,故朝廷不 为之备。及寇至,城内文武咸尤之。皇太子又制《围城赋》,其末章:“彼高冠 及厚履,并鼎食而乘肥,升紫霄之丹地,排玉殿之金扉,陈谋谟之启沃,宣政刑之 福威,四郊以之多垒,万邦以之未绥。问豺其何者?访虺蜴之为谁?”盖以指异。 异因惭愤,发病卒,时年六十七。诏曰:“故中领军异,器宇弘通,才力优赡,谘 谋帷幄,多历年所。方赞朝经,永申寄任。奄先物化,恻悼兼怀。可赠侍中、尚书 右仆射,给秘器一具。凶事所须,随由资办。”旧尚书官不以为赠,及异卒,高祖 惜之,方议赠事。左右有善异者,乃启曰:“异忝历虽多,然平生所怀,愿得执法。” 高祖因其宿志,特有此赠焉。

  异居权要三十余年,善窥人主意曲,能阿谀以承上旨,故特被宠任。历官自员 外常侍至侍中,四官皆珥貂,自右卫率至领军,四职并驱卤簿,近代未之有也。异 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,其中有台池玩好,每暇日与宾客游焉。四方所馈,财货 充积。性吝啬,未尝有散施。厨下珍羞腐烂,每月常弃十数车,虽诸子别房亦不分 赡。所撰《礼》、《易》讲疏及仪注、文集百余篇,乱中多亡逸。

  长子肃,官至国子博士;次子闰,司徒掾。并遇乱卒。

  贺琛,字国宝,会稽山阴人也。伯父蒨,步兵校尉,为世硕儒。琛幼,蒨授其 经业,一闻便通义理。蒨异之,常曰:“此儿当以明经致贵。”蒨卒后,琛家贫, 常往还诸暨,贩粟以自给。闲则习业,尤精《三礼》。初,蒨于乡里聚徒教授,至 是又依琛焉。

  普通中,刺史临川王辟为祭从事史。琛始出都,高祖闻其学术,召见文德殿, 与语悦之,谓仆射徐勉曰:“琛殊有世业。”仍补王国侍郎,俄兼太学博士,稍迁 中卫参军事、尚书通事舍人,参礼仪事。累迁通直正员郎,舍人如故。又征西鄱阳 王中录事,兼尚书左丞,满岁为真。诏琛撰《新谥法》,至今施用。时皇太子议, 大功之末,可以冠子嫁女。琛驳之曰:

  令旨以“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,不得自冠自嫁。”推以《记》文,窃犹致惑。 案嫁冠之礼,本是父之所成,无父之人,乃可自冠。故称大功小功,并以冠子嫁子 为文;非关惟得为子,己身不得也。小功之末,既得自嫁娶,而亦“冠子娶妇”, 其义益明。故先列二服,每明冠子嫁子,结于后句,方显自娶之义。既明小功自娶, 即知大功自冠矣,盖是约言而见旨。若谓缘父服大功,子服小功,小功服轻,故得 为子冠嫁,大功服重,故不得自嫁自冠者,则小功之末,非明父子服殊,不应复云 “冠子嫁子”也。若谓小功之文言己可娶,大功之文不言己冠,故知身有大功,不 得自行嘉礼,但得为子冠嫁。窃谓有服不行嘉礼,本为吉凶不可相干。子虽小功之 末,可得行冠嫁,犹应须父得为其冠嫁。若父于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,是于吉凶 礼无碍;吉凶礼无碍,岂不得自冠自嫁?若自冠自嫁于事有碍,则冠子嫁子宁独可 通?今许其冠子而塞其自冠,是琛之所惑也。

  又令旨推“下殇小功不可娶妇,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”。伏寻此旨,若 谓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,则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,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 不得冠娶矣。《记》文应云降服则不可,宁得惟称下殇?今不言降服,的举下殇, 实有其义。夫出嫁出后,或有再降,出后之身,于本姊妹降为大功;若是大夫服士, 又以尊降,则成小功。其于冠嫁,义无以异。所以然者,出嫁则有受我,出后则有 传重,并欲薄于此而厚于彼,此服虽降,彼服则隆。昔实期亲,虽再降犹依小功之 礼,可冠可嫁。若夫期降大功,大功降为小功,止是一等,降杀有伦,服末嫁冠, 故无有异。惟下殇之服,特明不娶之义者,盖缘以幼稚之故。夭丧情深,既无受厚 佗姓,又异传重彼宗,嫌其年稚服轻,顿成杀略,故特明不娶,以示本重之恩。是 以凡厥降服,冠嫁不殊;惟在下殇,乃明不娶。其义若此,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, 皆不可冠嫁也。且《记》云“下殇小功”,言下殇则不得通于中上,语小功则不得 兼于大功。若实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,上中二殇亦不冠嫁者,《记》不得直云“下 殇小功则不可”。恐非文意。此又琛之所疑也。

  遂从琛议。

  迁员外散骑常侍。旧尚书南坐,无貂;貂自琛始也。顷之,迁御史中丞,参礼 仪事如先。琛家产既豊,买主第为宅,为有司所奏,坐免官。俄复为尚书左丞,迁 给事黄门侍郎,兼国子博士,未拜,改为通直散骑常侍,领尚书左丞,并参礼仪事。 琛前后居职,凡郊庙诸仪,多所创定。每见高祖,与语常移刻,故省中为之语曰: “上殿不下有贺雅。”琛容止都雅,故时人呼之。迁散骑常侍,参礼仪如故。

  是时,高祖任职者,皆缘饰奸谄,深害时政,琛遂启陈事条封奏曰:

  臣荷拔擢之恩,曾不能效一职;居献纳之任,又不能荐一言。窃闻“慈父不爱 无益之子,明君不畜无益之臣”,臣所以当食废飧,中宵而叹息也。辄言时事,列 之于后。非谓谋猷,宁云启沃。独缄胸臆,不语妻子。辞无粉饰,削槁则焚。脱得 听览,试加省鉴。如不允合,亮其戆愚。

  其一事曰:今北边稽服,戈甲解息,政是生聚教训之时,而天下户口减落,诚 当今之急务。虽是处雕流,而关外弥甚,郡不堪州之控总,县不堪郡之裒削,更相 呼扰,莫得治其政术,惟以应赴征敛为事。百姓不能堪命,各事流移,或依于大姓, 或聚于屯封,盖不获已而窜亡,非乐之也。国家于关外赋税盖微,乃至年常租课, 动致逋积,而民失安居,宁非牧守之过?东境户口空虚,皆由使命繁数。夫犬不 吠,故民得安居。今大邦大县,舟舸衔命者,非惟十数;复穷幽之乡,极远之邑, 亦皆必至。每有一使,属所搔扰;况复烦扰积理,深为民害。驽困邑宰,则拱手听 其渔猎;桀黠长吏,又因之而为贪残。纵有廉平,郡犹掣肘。故邑宰怀印,类无考 绩,细民弃业,流冗者多,虽年降复业之诏,屡下蠲赋之恩,而终不得反其居也。

  其二事曰:圣主恤隐之心,纳隍之念,闻之遐迩,至于翾飞蠕动,犹且度脱, 况在兆庶。而州郡无恤民之志,故天下颙颙,惟注仰于一人,诚所谓“爱之如父母, 仰之如日月,敬之如鬼神,畏之如霆”。苟须应痛逗药,岂可不治之哉?今天下 宰守所以皆尚贪残,罕有廉白者,良由俗侈靡。使之然也。淫奢之弊,其事多端, 粗举二条,言其尤者。夫食方丈于前,所甘一味。今之燕喜,相竞夸豪,积果如山 岳,列肴同绮绣,露台之产,不周一燕之资,而宾主之间,裁取满腹,未及下堂, 已同臭腐。又歌姬儛女,本有品制,二八之锡,良待和戎。今畜妓之夫,无有等秩, 虽复庶贱微人,皆盛姬姜,务在贪污,争饰罗绮。故为吏牧民者,竞为剥削,虽致 赀巨亿,罢归之日,不支数年,便已消散。盖由宴醑所费,既破数家之产;歌谣之 具,必俟千金之资。所费事等丘山,为欢止在俄顷。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,今所费 之多。如复傅翼,增其搏噬,一何悖哉!其余淫侈,著之凡百,习以成俗,日见滋 甚,欲使人守廉隅,吏尚清白,安可得邪!今诚宜严为禁制,道之以节俭,贬黜雕 饰,纠奏浮华,使众皆知,变其耳目,改其好恶。夫失节之嗟,亦民所自患,正耻 不及群,故勉强而为之,苟力所不至,还受其弊矣。今若厘其而正其失,易于反 掌。夫论至治者,必以淳素为先,正雕流之弊,莫有过俭朴者也。

  其三事曰:圣躬荷负苍生以为任,弘济四海以为心,不惮胼胝之劳,不辞癯瘦 之苦,岂止日昃忘饥,夜分废寝。至于百司,莫不奏事,上息责下之嫌,下无逼上 之咎,斯实道迈百王,事超千载。但斗筲之人,藻棁之子,既得伏奏帷扆,便欲诡 竞求进,不说国之大体。不知当一官,处一职,贵使理其紊乱,匡其不及,心在明 恕,事乃平章。但务吹毛求疵,擘肌分理,运挈瓶之智,徼分外之求,以深刻为能, 以绳逐为务,迹虽似于奉公,事更成其威福。犯罪者多,巧避滋甚,旷官废职,长 弊增奸,实由于此。今诚愿责其公平之效,黜其谗愚之心,则下安上谧,无侥幸之 患矣。

  其四事曰:自征伐北境,帑藏空虚。今天下无事,而犹日不暇给者,良有以也。 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,事省则养民,费息则财聚,止五年之中,尚于无事,必 能使国豊民阜。若积以岁月,斯乃范蠡灭吴之术,管仲霸齐之由。今应内省职掌, 各检其所部。凡京师治、署、邸、肆应所为,或十条宜省其五,或三条宜除其一; 及国容、戎备,在昔应多,在今宜少。虽于后应多,即事未须,皆悉减省。应四方 屯、传、邸、治,或旧有,或无益,或妨民,有所宜除,除之;有所宜减,减之。 凡厥兴造,凡厥费财,有非急者,有役民者;又凡厥讨召,凡厥征求,虽关国计, 权其事宜,皆须息费休民。不息费,则无以聚财;不休民,则无以聚力。故蓄其财 者,所以大用之也;息其民者,所以大役之也。若言小事不足害财,则终年不息矣; 以小役不足妨民,则终年不止矣。扰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,不可得矣。耗其财而务 赋敛繁兴,则奸诈盗窃弥生,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,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 矣。自普通以来,二十余年,刑役荐起,民力雕流。今魏氏和亲,疆埸无警,若不 及于此时大息四民,使之生聚,减省国费,令府库蓄积,一旦异境有虞,关河可扫, 则国弊民疲,安能振其远略?事至方图,知不及矣。

  书奏,高祖大怒,召主书于前,口授敕责琛曰:

  謇謇有闻,殊称所期。但朕有天下四十余年,公车谠言,见闻听览,所陈之事, 与卿不异,常欲承用,无替怀抱,每苦倥偬,更增惛惑。卿珥貂纡组,博问洽闻, 不宜同于郤茸,止取名字,宣之行路。言“我能上事,明言得失,恨朝廷之不能用”。 或诵《离骚》“荡荡其无人,遂不御乎千里”。或诵《老子》“知我者希,则我贵 矣”。如是献替,莫不能言,正旦虎樽,皆其人也。卿可分别言事,启乃心,沃朕 心。

  卿云“今北边稽服,政是生聚教训之时,而民失安居,牧守之过”。朕无则哲 之知,触向多弊,四聪不开,四明不达,内省责躬,无处逃咎。尧为圣主,四凶在 朝;况乎朕也,能无恶人?但大泽之中,有龙有,纵不尽善,不容皆恶。卿可分 明显出:某刺史横暴,某太守贪残,某官长凶虐;尚书、兰台,主书、舍人,某人 奸猾,某人取与,明言其事,得以黜陟。向令舜但听公车上书,四凶终自不知,尧 亦永为暗主。

  卿又云“东境户口空虚,良由使命繁多”,但未知此是何使?卿云“驽困邑宰, 则拱手听其渔猎;桀黠长吏,又因之而为贪残”,并何姓名?廉平掣肘,复是何人? 朝廷思贤,有如饥渴,廉平掣肘,实为异事。宜速条闻,当更擢用。凡所遣使,多 由民讼,或复军粮,诸所飚急,盖不获已而遣之。若不遣使,天下枉直云何综理? 事实云何济办?恶人日滋,善人日蔽,欲求安卧,其可得乎!不遣使而得事理,此 乃佳事。无足而行,无翼而飞,能到在所;不威而伏,岂不幸甚。卿既言之,应有 深见,宜陈秘术,不可怀宝迷邦。

  卿又云:守宰贪残,皆由滋味过度。贪残糜费,已如前答。汉文虽爱露台之产, 邓通之钱布于天下,以此而治,朕无愧焉。若以下民饮食过差,亦复不然。天监之 初,思之已甚。其勤力营产,则无不富饶;惰游缓事,则家业贫窭。勤修产业,以 营盘案,自己营之,自己食之,何损于天下?无赖子弟,惰营产业,致于贫窭,无 可施设,此何益于天下?且又意虽曰同富,富有不同:悭而富者,终不能设;奢而 富者,于事何损?若使朝廷缓其刑,此事终不可断;若急其制,则曲屋密房之中, 云何可知?若家家搜检,其细已甚,欲使吏不呼门,其可得乎?更相恐胁,以求财 帛,足长祸萌,无益治道。若以此指朝廷,我无此事。昔之牲牢,久不宰杀,朝中 会同,菜蔬而已,意粗得奢约之节。若复减此,必有《蟋蟀》之讥。若以为功德事 者,皆是园中之所产育。功德之事,亦无多费,变一瓜为数十种,食一菜为数十味, 不变瓜菜,亦无多种,以变故多,何损于事,亦豪芥不关国家。如得财如法而用, 此不愧乎人。我自除公宴,不食国家之食,多历年稔,乃至宫人,亦不食国家之食, 积累岁月。凡所营造,不关材官,及以国匠,皆资雇借,以成其事。近之得财,颇 有方便,民得其利,国得其利,我得其利,营诸功德。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,故不 能得知。所得财用,暴于天下,不得曲辞辩论。

  卿又云女妓越滥,此有司之责,虽然,亦有不同:贵者多畜妓乐,至于勋附若 两掖,亦复不闻家有二八,多畜女妓者。此并宜具言其人,当令有司振其霜豪。卿 又云:“乃追恨所取为少,如复傅翼,增其搏噬,一何悖哉。”勇怯不同,贪廉各 用,勇者可使进取,怯者可使守城,贪者可使捍御,廉者可使牧民。向使叔齐守于 西河,岂能济事?吴起育民,必无成功。若使吴起而不重用,则西河之功废。今之 文武,亦复如此。取其搏噬之用,不能得不重更任,彼亦非为朝廷为之傅翼。卿以 朝廷为悖,乃自甘之,当思致悖所以。卿云“宜导之以节俭”。又云“至治者必以 淳素为先”。此言大善。夫子言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”。朕 绝房室三十余年,无有淫佚。朕颇自计,不与女人同屋而寝,亦三十余年。至于居 处不过一床之地,雕饰之物不入于宫,此亦人所共知。受生不饮酒,受生不好音声, 所以朝中曲宴,未尝奏乐,此群贤之所观见。朕三更出理事,随事多少,事少或中 前得竟,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。日常一食,若昼若夜,无有定时。疾苦之日,或 亦再食。昔要腹过于十围,今之瘦削裁二尺余,旧带犹存,非为妄说。为谁为之? 救物故也。《书》曰:“股肱惟人,良臣惟圣。”向使朕有股肱,故可得中主。今 乃不免居九品之下,“不令而行”,徒虚言耳。卿今慊言,便罔知所答。

  卿又云“百司莫不奏事,诡竞求进”。此又是谁?何者复是诡事?今不使外人 呈事,于义可否?无人废职,职可废乎?职废则人乱,人乱则国安乎?以咽废飧, 此之谓也。若断呈事,谁尸其任?专委之人,云何可得?是故古人云:“专听生奸, 独任成乱。”犹二世之委赵高,元后之付王莽。呼鹿为,卒有阎乐望夷之祸,王 莽亦终移汉鼎。

  卿云“吹毛求疵”,复是何人所吹之疵?“擘肌分理”,复是何人乎?事及 “深刻”“绳逐”,并复是谁?又云“治、署、邸、肆”,何者宜除?何者宜省? “国容戎备”,何者宜省?何者未须?“四方屯传”,何者无益?何者妨民?何处 兴造而是役民?何处费财而是非急?若为“讨召”?若为“征赋”?朝廷从来无有 此事,静息之方复何者?宜各出其事,具以奏闻。

  卿云“若不及于时大息其民,事至方图,知无及也”。如卿此言,即时便是大 役其民,是何处所?卿云“国弊民疲”,诚如卿言,终须出其事,不得空作漫语。 夫能言之,必能行之。富国强兵之术,急民省役之宜,号令远近之法,并宜具列。 若不具列,则是欺罔朝廷,空示颊舌。凡人有为,先须内省,惟无瑕者,可以戮人。 卿不得历诋内外,而不极言其事。伫闻重奏,当复省览,付之尚书,班下海内,庶 乱羊永除,害长息,惟新之美,复见今日。

  琛奉敕,但谢过而已,不敢复有指斥。

  久之,迁太府卿。太清二年,迁云骑将军、中军宣城王长史。侯景举兵袭京师, 王移入台内,留琛与司杨曒守东府。贼寻攻陷城,放兵杀害,琛被枪未至死,贼 求得之,轝至阙下,求见仆射王克、领军硃异,劝开城纳贼。克等让之,涕泣而止, 贼复轝送庄严寺疗治之。明年,台城不守,琛逃归乡里。其年冬,贼进寇会稽,复 执琛送出都,以为金紫光禄大夫。后遇疾卒,年六十九。

  琛所撰《三礼讲疏》、《五经滞义》及诸仪法,凡百余篇。

  子诩,太清初,自仪同西昌侯掾,出为巴山太守,在郡遇乱卒。

  陈吏部尚书姚察云:夏侯胜有言曰:“士患不明经术;经术明,取青紫如拾地 芥耳。”硃异、贺琛并起微贱,以经术逢时,致于贵显,符其言矣。而异遂徼宠幸, 任事居权,不能以道佐君,苟取容媚。及延寇败国,实异之由。祸难既彰,不明其 罪,至于身死,宠赠犹殊。罚既弗加,赏亦斯滥,失于劝沮,何以为国?君子是以 知太清之乱,能无及是乎。

《梁书·卷三十八》翻译及注释

  朱异字彦和,是吴郡钱唐人。父亲朱巽,因忠义节烈而知名,官作到齐朝江夏王参军、吴平令。朱异年龄敷岁,外祖父颅欢抚摸着朱异对他祖父昭之说:“此儿不是平常的人,当会成就您家门户。”年十余岁,喜好群聚赌博,极被乡党所厌恨。长大之后,便强自克制改变恶习从师学习,遍学《五经》,尤其明晓《礼》、《易》,涉猎文史,兼通杂艺,博戏、围棋、书法、算术,都是所擅长的。年二十岁,至京城,尚书令沈约面试他,因而舆他开玩笑说:“你年轻,为什么不廉洁?”朱异心中迟疑没有明白此话的意思。沈约于是说:“天下惟有文史经义围棋书法这些技艺,你一时都拿了过去,可称作不廉洁呀。”这年,上书言建康宜设狱司,舆廷尉品级相同,诏令交舆尚书详议,同意他的意见。  旧的制度,年二十五岁才能做官。此时朱异二十一岁,朝廷破例下令提拔他任扬州议曹从事史。不久有韶令寻求有特殊才能的人士,《五经》博士明山宾上表推荐朱异说:“我见到钱唐人朱异,年纪尚轻,但品德完备办事精明练达,在独处时没有散逸的想法,在没有人看见自己的时候仍然神色恭敬有如面对宾客,胸怀博大深沉,神态仪表高拔不凡。譬如名山高万丈,难以攀援登上巅峰;碧海深千丈,难以窥视它的深处。再譬如珪璋刚刚雕琢,佩带的锦组开始编织,一触动便发出很洪亮的声音,饰以文彩便会显现于世。观察他诚信的品行,不祇十户人家所稀有,如果让他负重驰骋于远道,必有千里马的功用。”高祖召见他,让他解说《孝经》、《周易》的义理,听后极为高兴,对左右的人说:“朱异确实特异。”后来见到明山宾,对他说:“您推举的人确是极得当的人才。”于是召朱异在西省当值,不久兼太学博士。这一年,高祖亲自讲解《孝经》,让朱异执经诵读。迁任尚书仪曹郎,入兼中书通事舍人,累经升迁任鸿胪卿,太子右卫率,不久加任员外常侍。

  普通五年,大举北伐,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者请求带着土地百姓归附,韶令有司商议此事虚实。朱异说:“自从王师北讨,不断取得胜利,徐州地方势力转而削弱,都想归罪法僧,法僧惧祸将至,他的投降必不会是假的。”高祖便遣朱异报告法僧,并敕令众军应接,均受朱异指挥。既至,法僧遵承朝廷旨意,正如朱异所预测的。中大通元年,迁任散骑常侍。自从周舍去世后,朱异代替他掌管朝廷机谋,军事长官的改换,朝仪国典,韶诰敕书起草,他一并兼管。每当四方进呈表疏,本管职司的文簿,咨询详断,全都堆积在他面前,朱异挥笔行文,览事决议,才华奔放机敏多智,手中笔一刻不停,顷刻之间,诸事便办妥了。

  大同四年,迁任右卫将军。六年,朱异兽奏在尽墅堂讲述产担撰著的《老子义》,敕令允许。当他就席讲述时,朝士及道俗听者有千余人,成为当时的盛举。那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引进学士,朱异舆左丞贺琛轮换讲述高祖撰著的《礼记中庸义》,皇太子又召朱异在玄圃讲述《易》。八年,改加任侍中。太清元年,迁任左卫将军,领步兵。二年,迁任中领军,舍人照旧。

  高祖梦见平定了中原,举朝称赞庆贺,第二日清晨将梦告诉硃异,硃异对答说:“这是宇内四方统一的征兆。”当侯景归降,敕召群臣商议,尚书仆射谢里等认为不可以接收,高祖想接硃异,此事未决;曾在黎明时来到武擅舆,自言自语地说:“我国家如此太平,今便接受土地,如果因为这样做,万一给国家招致混乱,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朱异探测到高祖隐微的心思,应声回答说:“圣明的皇帝统治天下,在上顺应苍天的意旨,北方亡国的百姓,谁不仰慕您,因为没有机会,未能表达他们的心愿。今侯景分割魏国大半土地,献纳诚心表示顺服,从远处来归附圣朝,岂不是上天开导他的内心,众人助成他的计谋?推究侯景的本意,审察此事,极可赞许。今日如果不接纳他,恐怕会使后来者绝望。这是显而易见的,愿陛下不要疑虑。”高祖极想采纳朱异的意见,又想到前El做的梦,于是接纳侯景投降。贞阳侯战败被俘,从魏遣派使者回国,述说魏相高澄想再次与梁朝和睦相处,敕令有司定议,朱异又认为应同意此要求,高祖果然听从了。当年六月,派遣建康令谢挺、通直郎徐陵出使北面通好。当时,侯景镇守寿春,多次启奏高祖断绝舆魏和好,并请求追回使者。又致信与朱异,辞意恳切,朱异衹是转述敕旨回答他。八月,侯景便举兵反叛,以声讨朱异为名义。朱异募兵得三千人,侯景进军到京,便用这些人把守大司马门。

  初,侯景阴谋反叛,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、司州刺史羊鸦仁并多次奏报,朱异认为侯景孤身寄命梁朝,必不会那样做,便对使者说:“鄱阳王就是不允许国家有一客人!”并压下启奏不上报,所以朝廷没有对此事做防备。当侯景来侵犯,城内文武官员都责怪他。皇太子又写了《围城赋》,其末章说:“他戴着高冠穿着厚底鞋,并列鼎而食乘坐肥马,登上皇帝居住的宫殿,打开皇室的金门,陈述谋略辅佐君王,宣布政刑的福威,四郊因此修筑许多城垒,万邦因此不得安定。试问豺狼他是谁?试问虺蜴他为谁?”这是指朱异。朱异因此惭愤,发病死去,时年六十七岁。韶令说:“故中领军朱异,胸怀博大宽广,才力优秀出众,在朝廷商议谋划策略,已有多年。正应辅助朝廷施政,长久委托他重任,忽然死去,悲伤充满我心中。可追赠他侍中、尚书右仆射,赐给棺材一具。办丧事所需钱财,随由资办。”过去大臣故去不追赠尚书官,当朱异故去,高祖惋惜他,在商议追赠事宜时,左右有舆朱异友好的人,便启奏说:“朱异担任的职官虽多,然他平生所希望的,愿能得到执法官职。”高祖按照他的宿志,特有此追赠。

  朱异身居权要三十多年,善于窥视入主内心深处的意图,能阿谀奉承顺从上旨,因此特别被宠任。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,这四职皆可在帽子上插貂尾,自右卫率至领军,这四职出行时皆有扈从仪仗队,近代未曾有这样的事情。朱异及诸子自潮沟建造宅室一直排到青溪,宅院裹有楼台池塘玩好,每暇曰与宾客游乐。各方的馈赠,财物充积。性情吝啬,未曾散施他人。厨下珍馐美味腐烂,每月常丢弃十数车,虽是他的几个儿子亲戚也不分送。所撰著《礼》、《易》讲疏及仪注、文集百余篇,战乱中多散佚了。

  长子名肃,官作到国子博士;次子名闰,任司徒掾。同在战乱中死去。

  贺琛字国宝,是会稽山阴人。伯父贺场,任步兵校尉,为当世大儒家。贺琛年幼时,贺场教授他经学,他一听便能通晓义理。贺埸感到很奇异,常说:“此儿当以明晓经义而致贵。”贺场去世后,贺琛家贫,常往返诸暨,以贩粟维持生活。闲暇时则学习经业,尤其精通《三礼》。起初,贺疆在乡里聚徒教授经业,到这时他们又从贺琛学经业。

  普通年间,刺史临川王征召他任祭酒从事史。贺茎开始在京城显露才华,高祖得知他有学识,就在文德殿召见他,与他谈论得很高兴,对仆射徐勉说:“贺噩的确有传世的学业。”于是补任王国侍郎,不久兼任太学博士,随即迁任中卫参军事、尚书通事舍人,参礼仪事。累经升迁任通直正员郎,舍人照旧。又任征西鄱阳王中录事,兼尚书左丞,期满实授。诏令贺琛编撰《新谧法》,至今施用。

  当时皇太子建议在大功的末时,可以冠子嫁女。贺琛反驳他说:

  令旨认为“大功的末时可以冠子嫁女,但不得自行加冠礼自行婚礼”。推求《礼记》文义,我对此解释还极疑惑。查考嫁冠的礼仪,本是由父亲主持,无父亲的人,才可自行冠礼,故称大功小功,并以冠子嫁子为礼制;不衹说可以为子,而己身不可这样。小功的末时,既可得以自行嫁娶,而且也说“冠子娶妇”,它的意思就更清楚了。因此先列二服丧,都写明冠子嫁子,放在下句,正显明白娶的意思。既然显明小功自娶,即知大功可得自冠,这是用简略的语言表达旨意。如果说因父服大功丧,子服小功丧,小功服丧轻,所以可得为子冠嫁,大功服丧重,所以不得自嫁自冠,那么在小功的末时,没有说明父舆子丧服的不同,就不应再说“冠子嫁子”了。如果说小功之文已说明己可娶,大功之文不说己可冠,所以知道身服大功丧,不得自行嘉礼,但可得为子冠嫁。我认为服丧不得行嘉礼,本是吉凶礼不可相互干犯。子虽在小功的末时,可得以行冠嫁,还是应需父亲得为他们主持冠嫁。如果父亲在大功的末时可以冠子嫁子,说明吉凶礼之间无妨碍;吉凶礼之间无妨碍,怎能不得自冠自嫁?如果自冠自嫁对服丧的事情有妨碍,则冠子嫁子难道独自可行?今允许他可冠子而不许自冠,是贺琛所疑惑的。

  又令旨推研“下殇小功不可娶妇,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”。我考索此旨,如果说降服大功不可以冠子嫁子,则降服小功也不可自冠自娶,造就是说凡是降服大功小功都不能冠娶。如是这样,《礼记》文应说降服则不可冠娶,岂能衹说下殇?今不言降服,祇举下殇,实有它的含义。出嫁与过继给别人为后,或有服丧再降,遇继给别人的人,对亲姊妹降服为大功;如果是大夫为身为士的父亲服丧,又因为是以尊降服,则成为小功。逭对于冠嫁,意义没有差别。所以是这样,因为出嫁则有承受自我,遇继别人则得传承重责,并想薄于此而厚于彼,此服虽降,而彼服则隆。过去为亲戚实服期丧,虽再降服,仍依照小功的礼仪,可冠可嫁。如果期服降大功,大功降为小功,祇是降一等级,降级是有规定的,而服末嫁冠,是没有差别的。衹有下殇之服,特别表明不娶的意思,衹因为年幼死去的缘故,天丧情深,既没有受到他人厚待,又舆传重彼宗不同,嫌他年幼而服轻丧,顿成杀略,因此特别表明不娶,以表示本重之恩。所以凡是降服,冠嫁没有不同;衹有下殇,才明示不娶。它的意思是这样,则不得说大功的降服,皆不可以冠嫁。而且《礼记》说“下殇小功”,是说下殇则不得通用于中舆上殇,说小功则不得兼用于大功。如果实是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,上中二殇也不冠嫁,《礼记》不得衹说“下殇小功则不可”。恐怕不是文意。此又是贺琛所疑惑的。

  便听从贺琛的议论。

  迁任员外散骑常侍。旧例尚书座位在南边,不穿貂皮衣;穿貂皮衣自贺琛开始。不久,迁任御史中丞,参礼仪事如先前。贺琛家产既丰,就买公主的宅第为住宅,被有司劾奏,因此事被免官。不久又任尚书左丞,迁任给事黄门侍郎,兼国子博士,未受任,改任通直散骑常侍,领尚书左丞,并参礼仪事。贺琛前后任职,凡是郊庙祭祀诸礼仪,多半由他制定。每见高祖,与他谈论常常时间很长,因此宫禁中人造样说:“上殿不下有贺雅。”贺遂的容止都很文雅,所以时人造样称呼他。迁任散骑常侍,参礼仪照旧。

  当时,高祖任用的官员,皆缘饰奸谄,深害时政,贺堡于是启陈条例密封上奏说:

  臣蒙受到了拔擢的恩典,然不能效力于一职;高祖进献忠言的重任,又不能进荐一言。听说“慈父不喜爱无作为的儿子,明君不容留无才能的大臣”,臣所以承受俸禄废寝忘食,夜半而叹息。便进言时事,列之于后。不能称作是谋略,宁可说是竭尽忠诚。独自藏在胸中,不告诉妻子儿女。言辞无粉饰,写成后将草稿烧焚。或许得以听览,请试加审察。如果不允合,原谅我的戆愚。

  其一事是:今北边束魏叩头称臣,兵器战衣已解息,正该是让百姓繁衍后代积蓄财物、教化训导他们的时候,然而天下户口减少,这的确是当今的急务。虽然到处衰残零落,而关外更严重,郡地忍受不了州上的纷繁迫促,县地忍受不了郡裹的搜刮,他们相继搅扰,不去实施政术,惟以应赴征敛为事务。百姓不能承受命令,就各自流亡,或依附于大姓,或聚集在边界,遣都是不得已而窜亡,不是乐意这样。国家从关外征收赋税很轻,甚至当年正常的租课,动不动就拖欠积压,而百姓失去安居,难道不是牧守的过错?束境户口空虚,皆由于使命繁多。犬夜不吠,因此百姓得以安居。今大邦大县,大奉命而来的,不衹十敷;又穷幽的乡村。极边远的小城,也都必定到达。每来一位使者,便有所骚扰,何况是烦扰连续不断,深为民害。才能低下疲惫的官吏,则拱手听从使者的搜刮;凶暴狡诈的官吏,又依靠使者更为贪残。纵有廉平的官吏,郡裹官吏还要掣肘。因此邑宰怀揣大印,而类别没有考核,百姓弃业,流离失所的人很多,虽然每年下韶让他们复业,多次给以免除赋税的恩惠,而百姓终不得返回他们居住的地方。

  其二事是:圣主忧念百姓疾苦,出百姓于水火的迫切心情,远近都有所闻,至于那些飞行蠕动的小虫,尚且能解脱苦难,何况百姓。然而州郡官吏没有忧虑百姓疾苦的情感,因此天下人的期待盼望,衹能注仰一个人,诚如所说“爱慕他如父母,仰视他如日月,敬重他如鬼神,畏惧他如雷霆”。如果能按病投药,病怎能治不好呢?今天下宰守所以皆追求贪残,很少有廉洁清白的,确实由于风俗侈靡,使他们这样。淫奢的弊端,表现在许多事情上,粗举二条,指出其中最严重的。人在僧侣那儿吃饭,所能吃到好的衹一味。今Et宴喜,竞相夸耀豪华,顿积的美果像山岳,摆列的佳肴如同绮绣,修建露台用的钱财,不足一次宴饮的费用,然而宾主之间,取舍衹是为了腹满,因此未等到他们下堂,那些食品已同臭腐被扔掉。又歌姬舞女,本有等级,十六岁的年龄,应是等待成亲。今蓄妓的人,没有等级,虽是庶贱微小的人,却都盛纳美女姬姜,竭力贪污,争用罗绮装饰。所以任官牧民,竞相剥削百姓,虽聚资巨亿,罢官还家之后,支持不了几年,资财便销散尽。适是由于宴饮美酒所需费用,使许多人倾家荡产;唱歌跳舞所需用具,必用千金去买。所消耗的东西舆丘山相等,而衹是为了片刻的寻欢作乐。便更追恨过去所掠取的太少,今Et费用的太多,如能再次作官,就要加倍攫取财钱,这是多么荒谬呀!其他淫侈之事,写下来会有千百条,习以成俗,日见更甚,想使人在一隅守廉,使官吏崇尚清白,哪能得到呢!今诚宜严加禁制,教导他们要节俭,贬黜雕饰之人,纠奏浮华之事,使众人皆知,更改他们盛宴歌舞的奢靡生活,改变他们的好恶。失去节操,也是百姓所自患,正以不能合群而羞耻,也就勉强而为之,尽力而做不到,还要受到弊害。今日如果整治风气纠正失节,易于反掌。讨论完美的治理,必以淳素为首要,纠正雕饰放荡的弊端,莫有超过提倡俭朴的。

  其三事是:陛下以担负百姓为己任,广济四海为心愿,不畏惧手足磨出茧子的劳苦,不推辞使身体瘦弱的辛苦,何止是日斜忘饥,夜深废寝。至于百司,没有不向上奏事的,上面息止了责备下面的嫌疑,下面没有了逼迫上面的罪过,逭治国之道超过百王,造事情超过千年的记载。但才短量小的人,富贵人家子弟,既得以在陛下面前奏事,便想以不正当的手段谋求进升,不管国家的大体。不知当一官,任一职,最重要的是治理紊乱,匡正不合时宜的事情,心地明恕,事情就能办得公平。衹去吹毛求疵,分析精密,运用浅薄的才智,提出分外的要求,以严峻刻薄为能事,致力于纠举他人过失而将他斥逐,遣做法虽貌似奉公,事实是更成就了他们的威福。犯罪的人更多,巧妙躲避更为严重。旷废官职,滋增弊奸,确实是由于此。今我诚愿实现要求他们公平处事的效益,革除他们谗愚的心愿,则下面安定上面平静,无侥幸的祸患了。

  其四事是:自从征伐北境,国库空虚了。今天下无战事,然而还是日不暇给,确实是有原因。国家疲困时则应减少战事停止浪费,事少则能养民,停止浪费则能聚财,衹用五年,倘若没有战事,必能使国丰民富。如果积以岁月,造就是范蠡减吴国的方法,管仲让齐国称霸的途径。今应内减少职官,各检察他的所属。凡在京师的治所、官署、官邸、市肆应做的事情,或有十件当省去五件,或有三条当除去一条;以及国容、戎备,在昔日应多,在今日应少。虽在以后应多,即事情未必需要,全都减省。应对四方的屯戍、传驿、官署、治所,或是旧有,或无益处,或妨碍百姓,应有革除的,就革除;有应减省的,就减省。凡有兴造,凡是费钱财的,有不是急需的,有劳役百姓的;又凡是征伐招抚,凡是征收索取,虽有关国计,权衡事宜,皆须息费休民。不息费,则不能聚财;不休民,则不能聚民力。所以储蓄钱财,是为了大事用它;休养百姓,是为了大劳役用他们。如果说小事情不会破费多少钱财,那么费就会终年不息止;认为小劳役不会妨碍百姓,那么劳役就会终年不停止。骚扰其民而想求得生聚殷实,是不可得的。消耗他们的钱财而使赋敛繁兴,则奸诈盗窃更为滋长,结果是弊病不断而百姓不可役使,则难以说国富民强图谋远大呀。自普通以来,二十多年,刑法舆劳役逐渐兴起,民力衰减流散。今魏氏和亲,疆场无警报,不如趁此时好好息养国民,使他们生聚,减省国费,令府库有蓄积,一旦国外有忧患,关河都可扫荡,而国敝民疲,怎能施行深远的谋略?事情发生了才圆谋,知道了也来不及。

  书上奏,高祖大怒,召主书上前,口授敕责问贺琛说:

  正直的言论有所听闻,格外的称赞是你所期望的。但朕有天下四十多年,公车署收到直言奏书,已见闻听览,他们所陈述的事情,与你的陈述没有不同,常想承用,不废弃他们的心愿,每苦于事情纷繁,更加糊涂困惑。卿冠上插貂尾印上佩丝带,学问渊博知识丰富,不应当与猥贱的人相同,衹为索取名声,在道路上炫耀自己。说“我能向上奏事,明言政治得失,遗憾朝廷不能采用”。或诵读《离骚》“广远呀那裹没有人,所以不能驭车马去千里之外”。或诵读《老子》“知我者少,则我就贵重了”。像这样的诤言进谏,没有不会说的,在正月初一的宴会上,皆是这样的人。卿可以分类言事,启发我的心,开导我的心。

  卿说“今北边东魏叩头称臣,正该是让百姓繁衍后代积蓄财物、教化训导他们的时候,而百姓失去安居,这是牧守的遇错”。朕没有知人的智慧,到处多弊病,不能广听四方之言,不能遍视四方之事,从内心省察责备自己,无处可逃避罪过。尧为圣主,然而朝廷还有四凶;何况朕呢,朝廷能无恶人?但大泽之中,有龙有蛇,即使不尽是善的,也不容许全是恶的。卿可明确指出:某刺史横暴,某太守贪残,某官长凶虐;尚书、兰台,主书、舍人,某人奸猾,某人收受和给予,明言其事,得以罢免或拔擢他们。假使让舜衹听公车上书,自己最终不会知道四凶,尧也永远成为昏庸的君主。

  卿又说“束境户口空虚,皆由于奉命出使的人繁多”,但未知这是什么使者?卿说“才能低下疲惫的官吏,则拱手听从使者的搜刮;凶暴狡诈的官吏,又依靠使者更贪残”,他们都叫什么名字?廉平的官吏,掣肘的官吏,又是什么人?朝廷思念贤人,如同饥之择食,渴之求水,廉平的官吏受到掣肘,实为奇异的事情。应迅速逐条奏闻,应当加倍擢用。凡所遣使,多由于民讼,或又是为了军粮,这些事情如狂风般疾速,都是由于不得已而遣使。如果不遣使,天下枉舆直的事情如何综理?事情如何办理成功?恶人日益滋长,善人日益被埋没,想求得安卧,哪能得到呢?不遣使而得以治事,逭便是好事。无足而能行走,无翼而能飞翔,能到要去的地方;不施加威力而能降服人,难道不幸运得很。卿既然这样说,就应有深见,应陈述秘术,不可怀才而使国家昏乱。

  卿又说:守宰贪残,皆由于饮食奢侈过度。官吏的贪残靡费,已如前面的回答。漠塞童虽吝惜修建露台用的钱财,然而邓通铸造的钱布满天下,以此办法治理国家,朕没有可羞愧的。如果认为下民的饮食遇差,也不是这样。初年,思之已甚。他们勤力经营产业,则没有不富饶的;游手好闲不急于营产,则家业贫困。勤力置办产业,以营取盘中餐,自己经营,自己食之,此对天下有何损害?无赖子弟,不勤于营置产业,使自己贫困,什么事情都不做,此对天下有何益处?而且道理上讲都称同富,但富有不同:惶吝而富有,终不能有建设;奢侈而富有,对事情有何损害?如果朝廷缓施刑罚,此事终不可断绝;如果强加禁止,则曲屋密房中的事情,如何可知?如果去家家搜检,做这样的事已是极细密,想使官吏不呼叫门,能可以吗?这样更加相互恐胁,以索求财物,足以助长祸患的萌生,对治道无益。如果此是指朝廷,但我无此事。过去祭祀用的牲畜。久已不宰杀了,朝中聚会,衹是蔬菜而已,这表明粗略懂得奢侈与节约的节度。如果再减用度,必会有《蟋蟀》中的讥讽。如果以为做功德事浪费,皆是园中所出产的。做功德的事情,也不用多破费,变一瓜为数十种,一种菜可做出十多种味道,瓜莱不变,也不用多种,因为变化种类而莱味多了,对事情有什么损害,也是丝毫与国家无关。如果得财像这样的方法使用,遣事在人面前没有可羞愧的。我自己除去公宴,不食国家之食,已经多年了,甚至宫人,也不食国家之食,岁月也久了。凡所营造,不经由材官,以及国匠,都是用钱雇借,把事情办成。近之得财,极为方便,民得利,国得利,我得利,营造各种功德。或以卿的心揣度我的心,所以不能知道这些事情。所得财物,在天下公开,不得用片面的言辞辩论。

  卿又说蓄养女妓超越等级没有节制,这是有司的责任,即便如此,也有不同:富贵人家多蓄养妓乐,至于贵戚近臣及门下中书省这样的官署,并没有听闻家中有十六岁女子,多蓄养女妓的。这些都应直言其人,该让有司整顿多年的奢侈。卿又说:“便更追恨向日所掠取的太少,如能再次做官,就要加倍攫取财钱,这是多么荒谬呀。”勇敢与怯懦的人不相同,贪婪与廉洁的人各有用处,勇敢的人可使他进取,怯懦的人可使他守城,贪婪的人可使他捍御外侵,廉洁的人可使他治理人民。假若使叔齐守卫西河,难道能成功?而吴起去育民,也必不成功。假若使用吴起而不重用他,他就不会在西河建立功勋。今日使用文武官员,也像这样。取他们能攫取的作用,如若不行可不重新另加任用,他们也不是被朝廷委以权力地位而更加作恶。卿以朝廷的做法为荒谬,甚至是心甘情愿,也应该考虑造成荒谬的原由。卿说“应当教导他们要节俭”,又说“最好的治理办法一定是以淳素为首要”。此言大善。孔夫子说“当政者身正,不发命令下面就会行动;当政者身不正,虽下命令下面也不服从”。朕失去妻子婢妾已三十多年,没有贪色放荡的行为。朕很能自忖,不与女人同屋而寝,也有三十多年。至于居处的大小不过是放一床,雕饰了的东西不许入宫中,此也是人所共知的。禀性不饮酒,禀性不喜好音声,所以朝廷举办宴会,不曾奏乐,此事群贤所见到的。朕三更起床理事,随着事情的多少,事少或午前能处理完,事多至太阳偏西才得就食。经常一日吃一顿饭,或白天或夜晚,没有固定的时间。患病痛苦的日子,或许吃两次。昔日腰腹宽过了五尺,今日瘦成二尺多,旧的腰带还保存,不是妄说。为了谁这样做?是为了拯救万物的缘故。《书》说:“有了手足才能成为人,有了良臣能成为圣主。”向日使朕有股肱,就可得做中主。今仍然不免屈居九品官之下,“不令而行”,衹是虚假的话。卿现在还有嫌恨不满意,便不知怎样回答了。

  卿又说“百司没有不向上奏事的,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求取进升”。此人又是谁?什么又是欺诈之事?今不使外人向上呈事,从道理上讲可以这样吗?没有人旷废职务,那官职可废除吗?官职废除人就要作乱,人作乱则国家能安宁吗?因噎废食,就是说的这种事情。如果断绝呈事,谁担负这个责任?能专门任用的人,如何可得到?所以古人说:“独听一个人的意见,就会发生奸邪的事情,仅仅信用一个人,就会造成祸乱。”这如同台二世委用趟高,元后付权给王莽。呼鹿为马,终于发生了间乐在望夷宫杀二世的祸害,王莽也终于夺取了西汉的政权。卿说“吹毛求疵”,又是什么人所吹之疵?“分析精密”,又是什么人?事情到了“严峻刻薄”“纠举别人过错而斥逐之”,并又是谁?又说“治、署、邸、肆”,哪一处应撤除?哪一职应省去?“国容戎备”,哪项应省去?哪项是不需要的?“四方屯传”,哪一个无益,哪一个妨害了百姓?何处兴造是役民?何处费财而不是急需的?什么为“讨召”?什么为“征赋”?朝廷从来没有此等事情,安静休养的方法又是什么?每件事情应举出实例,备文奏报上来。

  卿说“如果不趁此时好好息养国民,事情发生了才去图谋,知道也来不及了”。就如同卿所说,当下便是大役百姓,是什么处所?卿说“国敝民疲”,诚如卿言,终究必须举出实例,不得凭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能够论说,就必能实行。富国强兵的术略,救民急难减省劳役的事宜,指挥远近的方法,并应具体陈列。若不陈列,则是欺罔朝廷,空示口辩才能。凡是人要有作为,必先自己省察自己,惟独没有疵病过失的人,可以责罪别人。卿不得遍加蠛毁朝廷内外官员,而不直言实事。期待着听到你再次上奏,当再次观览,批付给尚书省,向全国颁布,使乱羊般的灾祸永除,危害性的事物永远灭绝,希望新的美政,又出现在今。

  贺琛接到敕旨,衹能认错罢了,不敢再有指斥。

  很久后,迁任太府卿。太清二年,迁任云骑将军、中军宣城王长史。侯景皋兵袭击京师,王移居台内,留下贺琛舆司马杨嗷守卫东府。贼不久攻陷都城,放任士兵进行残害,贺琛受枪击未死,贼寻找到他,用车把他载到宫殿前,让他求见仆射王克、领军朱异,劝他们开城门放贼进去。王克等人责备他,他涕泣而止,贼又用车载送他到庄严寺疗治创伤。第二年,台城失陷,贺琛逃归乡里。当年冬天,贼进兵侵犯会稽,再次执捕贺琛将他送出都城,任他为金紫光禄大夫。后得病去世,年六十九岁。贺琛编撰了礼讲疏》、(五经滞义》及诸仪法,共百余篇。

  子徐勉,太清初年,自仪同西昌侯掾出任巴山太守,在郡遇乱去世。

  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说:夏侯胜说过:“士人的忧患是他不精通经术;经术精通了,他取得高官显爵就如同拾取地上的芥菜那样容易。”朱异、贺琛并出身微贱,依靠懂经术遇到时机,得到贵显,符合夏侯胜的言论。然而朱异在得到皇帝的恩宠,任职掌权后,不能用正道辅佐君主,苟且进取,奉承谄媚。以至于引敌败国,实是朱异的责任。造成的祸难已很明显,而不表明他的罪过,到他死后,对他还有特殊的宠赠。有罪不作惩罚,奖赏又这样虚妄不实,不以理相劝加以阻止,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国家?君子所以知道太清年间的祸乱,能不与造一点有关吗。

梁书简介

梁书》包含本纪六卷、列传五十卷,无表、无志。二十四史之一,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(502—557年)五十余年的史事。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“陈吏部尚书姚察曰”,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,这几乎占了《梁书》的半数。姚思廉撰《梁书》,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,还参考、吸取了梁、陈、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。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,而以散文书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