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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旧唐书·卷三十七》

  ○裴炎 刘祎之 魏玄同 李昭德

  裴炎,绛州闻喜人也。少补弘文生,每遇休假,诸生多出游,炎独不废业。岁 余,有司将荐举,辞以学未笃而止。在馆垂十载,尤晓《春秋左氏传》及《汉书》。 擢明经第,寻为濮州司仓参军。累历兵部侍郎、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侍中、中书令。

  永淳元年,高宗幸东都,留太子哲守京师,命炎与刘仁轨、薛元超为辅。明年, 高宗不豫,炎从太子赴东都侍疾。十一,高宗疾笃,命太子监国,炎奉诏与黄门 侍郎刘齐贤、中书侍郎郭正一并于东宫平章事。十二月丁巳,高宗崩,太子即位。 未听政,宰臣奏议,天后降令于门下施行。中宗既立,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,又 欲与乳母子五品,炎固争以为不可。中宗不悦,谓左右曰:“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, 何为惜侍中耶?”炎惧,乃与则天定策废立。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、羽林将军程务 挺、张虔勖等勒兵入内,宣太后令,扶帝下殿。帝曰:“我有何罪?”太后报曰: “汝若将天下与韦玄贞,何得无罪!”乃废中宗为卢陵王,立豫王旦为帝。炎以定 策功,封河东县侯。

  太后临朝,天授初,又降豫王为皇嗣。时太后侄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 祖,太后将许之。炎进谏曰:“皇太后天下之母,圣德临朝,当存至公,不宜追王 祖祢,以示自私。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?臣恐后之视今,亦犹今之视昔。”太后曰: “吕氏之王,权在生人;今者追尊,事归前代。存殁殊迹,岂可同日而言?”炎曰: “蔓草难图,渐不可长。殷鉴未远,当绝其源。”太后不悦而止。时韩王元嘉、鲁 王灵夔等皆皇属之近,承嗣与从父弟三思屡劝太后因事诛之,以绝宗室之望。刘祎 之、韦仁约并怀畏惮,唯唯无言,炎独固争,以为不可,承嗣深憾之。

  文明元年,官名改易,炎为内史。秋,徐敬业构逆,太后召炎议事。炎奏曰: “皇帝年长,未俾亲政,乃致猾竖有词。若太后返政,则此贼不讨而解矣。”御史 崔察闻而上言,曰:“裴炎伏事先朝,二十余载,受遗顾托,大权在己,若无异图, 何故请太后归政?”乃命御史大夫骞味道、御史承晔鞫之。凤阁侍郎胡元范奏曰: “炎社稷忠臣,有功于国,悉心奉上,天下所知,臣明其不反。”右卫大将军程务 挺密表申理之,文武之间证炎不反者甚众,太后皆不纳。光宅元年十月,斩炎于都 亭驿之前街。炎初被擒,左右劝炎逊词于使者,炎叹曰:“宰相下狱,焉有更全之 理!”竟无折节。及籍没其家,乃无儋石之蓄。胡元范,申州义阳人,坐救炎流死 琼州。程务挺伏法,纳言刘齐贤贬吉州长史,吏部侍郎郭待举贬岳州刺史,皆坐救 炎之罪也。

  先是,开耀元年十月,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献定襄所获俘囚,除曲赦外, 斩阿史那伏念,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。初,行俭讨伐之时,许伏念以不死,伏念 乃降。时炎害行俭之功,奏:“伏念是程务挺、张虔勖逼逐于营,又碛北回纥南 向逼之,窘急而降。”乃杀之。行俭叹曰:“浑、浚之事,古今耻之。但恐杀降之 后,无复来者。”行俭因此称疾不出。炎致国家负义而杀降,妒能害功,构成阴祸, 其败也宜哉!

  睿宗践祚,下制曰:“饰终追远,斯乃旧章;表德旌贤,有光恆策。故中书令 裴炎,含弘禀粹,履信居贞,望重国华,才称人秀。唯几成务,绩宣于代工;偶居 无猜,义深于奉上。文明之际,王室多虞,保乂朕躬,实著诚节。而危疑起衅,仓 卒罗灾,岁月屡迁,丘封莫树。永言先正,感悼良多。宜追贲于九原,俾增荣于万 古。可赠益州大都督。”炎长子彦先,后为太子舍人;从子伷先,后为工部尚书

  刘祎之,常州晋陵人也。祖兴宗,陈鄱阳王谘议参军。父子翼,善吟讽,有学 行。隋大业初,历秘书监,河东顾言甚重之。性不容非,朋僚有短,面折之。友 人李伯药常称曰:“刘四虽复骂人,人都不恨。”贞观元年,诏追入京,以母老固 辞,太宗许其终养。江南大使李袭誉嘉其至孝,恆以米帛赉之,因上表旌其门闾, 改所居为孝慈里。母卒,服竟,征拜吴王府功曹,再迁著作郎、弘文馆直学士,预 修《晋书》,加朝散大夫。永徽初卒,高宗遣使吊赠,给灵舆还乡。有集二十卷。

  祎之少与孟利贞、高智周、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,时人号为刘、孟、高、郭。 寻与利贞等同直昭文馆。上元中,迁左史、弘文馆直学士,与著作郎元万顷,左史 范履、苗楚客,右史周思茂、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,共撰《列女传》、《臣轨》、 《百僚新诫》、《乐书》,凡千余卷。时又密令参决,以分宰相之权,时人谓之 “北门学士”。祎之兄懿之,时为给事中,兄弟并居两省,论者美之。

  仪凤二年,转朝议大夫、中书侍郎,兼豫王府司,寻加中大夫。祎之有姊在 宫中为内职,天后令省荣国夫人之疾,祎之潜伺见之,坐是配流巂州。历数载,天 后表请高宗召还,拜中书舍人。转相王府司,复迁检校中书侍郎。高宗谓曰: “相王朕之爱子,以卿忠孝之门,藉卿师范,所冀蓬生麻中,不扶自直耳。”祎之 居家孝友,甚为士族所称,每得俸禄,散于亲属,高宗以此重之。则天临朝,甚见 亲委。及豫王立,祎之参预其谋,擢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,赐爵临淮男。 时军国多事,所有诏敕,独出祎之,构思敏速,皆可立待。及官名改易,祎之为凤 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

  时有司门员外郎房先敏得罪,左授卫州司,诣宰相陈诉。内史骞味道谓曰: “此乃皇太后处分也。”祎之谓先敏曰:“缘坐改官,例从臣下奏请。”则天闻之, 以味道善则归己,过则推君,贬青州刺史。以祎之推善于君,引过在己,加授太中 大夫,赐物百段、细一匹。因谓侍臣曰:“夫为臣之体,在扬君之德,君德发扬, 岂非臣下之美事?且君为元首,臣作股肱,情同休戚,义均一体。未闻以手足之疾 移于腹背,而得一体安者。味道不存忠赤,已从屏退。祎之竭忠奉上,情甚可嘉。” 纳言王德真对曰:“昔戴至德每有善事,必推于君。”太后曰:“先朝每称至德能 有此事,逮其终殁,有制褒崇。为臣之道,岂过斯行,传名万代,可不善欤!”

  仪凤中,吐蕃为边患,高宗谓侍臣曰:“吐蕃小丑,屡犯边境,我比务在安辑, 未即诛夷。而戎狄豺,不识恩造,置之则疆场日骇,图之则未闻上策,宜论得失, 各尽所怀。”时刘景仙、郭正一、皇甫文亮、杨思征、薛元超各有所奏。祎之时为 中书舍人,对曰:“臣观自古明王圣主,皆患夷狄。吐蕃时扰边隅,有同禽兽,得 其土地,不可攸居,被其凭凌,未足为耻。愿戢万乘之威,且宽百姓之役。”高宗 嘉其言。

  后祎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:“太后既能废昏立明,何用临朝称制?不如 返政,以安天下之心。”大隐密奏其言。则天不悦,谓左右曰:“祎之我所引用, 乃有背我之心,岂复顾我恩也!”垂拱三年,或诬告祎之受归州都督孙万荣金,兼 与许敬宗妾有私,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。本立宣敕示祎之,祎之曰: “不经凤阁鸾台,何名为敕?”则天大怒,以为拒捍制使,乃赐死于家,时年五十 七。

  初,祎之既下狱,睿宗为之抗疏申理,祎之亲友咸以为必见原宥,窃贺之。祎 之曰:“吾必死矣。太后临朝独断,威福任己,皇帝上表,徒使速吾祸也。”祎之 在狱时,尝上疏自陈。及临终,既洗沐,而神色自若,命其子执笔草谢表,其子将 绝,殆不能书。监刑者促之。祎之乃自操数纸,援笔立成,词理恳至,见者无不伤 痛。时麟台郎郭翰、太子文学周思钧共称叹其文,则天闻而恶之,左迁翰为巫州司 法,思钧为播州司仓。睿宗即位,以祎之宫府旧僚,追赠中书令。有集七十卷,传 于时。

  魏玄同,定州鼓城人也。举进士。累转司列大夫。坐与上官仪文章属和,配流 岭外。上元初赦还。工部尚书刘审礼荐玄同有时务之才,拜岐州长史。累迁至吏部 侍郎。

  玄同以既委选举,恐未尽得人之术,乃上疏曰:

  臣闻制器者必择匠以简材,为国者必求贤以莅官。匠之不良,无以成其工;官 之非贤,无以致于理。君者,所以牧人也;臣者,所以佐君也。君不养人,失君道 矣;臣不辅君,失臣任矣。任人者,诚国家之基本,百姓之安危也。方今人不加富, 盗贼不衰,狱公未清,礼义犹阙者,何也?下吏不称职,庶官非其才也。官之不得 其才者,取人之道,有所未尽也。臣又闻传说曰:“明王奉若天道,建邦设都,树 后王君公,承以大夫师长,不惟逸豫,惟以理人。”昔之邦国,今之州县,士有常 君,人有定主,自求臣佐,各选英贤,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。秦并天下,罢侯置守, 汉氏因之,有沿有革。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,其傅相大官,则汉为置之。州郡 掾吏、督邮从事,悉任之于牧守。爰自魏、晋,始归吏部,递相祖袭,以迄于今。 用刀笔以量才,案簿书而察行,法令之弊,其来自久。

  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,有不得已者,亦当运独见之明,定卓然之议。如今选 司所行者,非上皇之令典,乃近代之权道,所宜迁徙,实为至要。何以言之?夫尺 丈之量,所及者盖短;钟庾之器,所积者宁多。非其所及,焉能度之;非其所受, 何以容之?况天下之大,士人之众,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?假使平如权衡,明如水 镜,力有所极,照有所穷,铨综既多,紊失斯广。又以比居此任,时有非人。岂直 愧彼清通,昧于甄察;亦将竟其庸妄,糅彼棼丝。情故既行,何所不至?脏私一启, 以及万端。至乃为人择官,为身择利,顾亲疏而下笔,看势要而措情。悠悠尘, 此焉奔兢;扰扰游宦,同乎市井。加以厚貌深衷,险如溪壑,择言观行,犹惧不周。 今使百行九能,折之于一面,具僚庶品,专断于一司,不亦难矣!且魏人应运,所 据者乃三分;晋氏播迁,所临者非一统。逮乎齐、宋,以及周、隋,战争之日多, 安泰之时少,瓜分瓦裂,各在一方。隋氏平陈,十余年耳,接以兵祸,继以饥馑, 既德业之不逮,或时事所未遑,非谓是今而非古也。武德、贞观,与今亦异,皇运 之初,庶事草创,岂唯日不暇给,亦乃人物常稀。天祚大圣,享国永年,比屋可封, 异人间出。咸以为有道耻贱,得时无怠,诸色入流,岁以千计。群司列位,无复新 加,官有常员,人无定限。选集之始,屯,擢叙于终,十不收一。淄渑杂混, 玉石难分,用舍去留,得失相半。抚即事之为弊,知及后之滋失。

  夏、殷已前,制度多阙,周监二代,焕乎可睹。岂诸侯之臣,不皆命于天子, 王朝庶官,亦不专于一职。故周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,命之曰:“慎简乃僚,无以 巧言令色便僻侧媚,唯吉士。”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。太仆正,中大夫耳,尚 以僚属委之,则三公九卿,亦必然矣。《周礼》:太宰、内史,并掌爵禄废置;司 徒、司马,别掌兴贤诏事。当是分任于群司,而统之以数职,各自求其小者,而王 命其大者焉。夫委任责成,君之体也,所委者当,所用者精,故能得济济之多士, 盛芃芃之棫朴。

  裴子野有言曰:“官人之难,先王言之尚矣。居家视其孝友,乡党服其诚信, 出入观其志义,忧欢取其智谋。烦之以事,以观其能;临之以利,以察其廉。《周 礼》始于学校,论之州里,告诸六事,而后贡之王庭。其在汉家,尚犹然矣。州郡 积其功能,然后为五府所辟,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,三公参得除署,尚书奏之天 子。一人之身,所关者众;一士之进,其谋也详。故官得其人,鲜有败事。魏、晋 反是,所失弘多。”子野所论,盖区区之宋朝耳,犹谓不胜其弊,而况于当今乎!

  又夫从政莅官,不可以无学。故《书》曰:“学古入官,议事以制。”《传》 曰:“我闻学以从政,不闻以政入学。”今贵戚子弟,例早求官,髫龀之年,已腰 银艾,或童草之岁,已袭硃紫。弘文崇贤之生,千牛辇脚之类,课试既浅,艺能亦 薄,而门阀有素,资望自高。夫象贤继父,古之道也。所谓胄子,必裁诸学,修六 礼以节其性,明七教以兴其德,齐八政以防其淫,举上贤以崇德,简不肖以黜恶。 少则受业,长而出仕,并由德进,必以才升,然后可以利用宾王,移家事国。少仕 则废学,轻试则无才,于此一流,良足惜也。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徒,不待州县之举, 直取之于书判,恐非先德而后言才之义也。

  臣又以为国之用人,有似人之用财。贫者厌糟糠,思短褐;富者余粮肉,衣轻 裘。然则当衰弊乏贤之时,则可磨策朽钝而乘驭之;在太平多士之日,亦宜妙选髦 俊而任使之。《》云:“翘翘错薪,言刈其楚。”楚,荆也,在薪之翘翘者。方 之用才,理亦当尔,选人幸多,尤宜简练。臣窃见制书,每令三品、五品荐士,下 至九品,亦令举人,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。但以褒贬不甚明,得失无大隔,故人 上不忧黜责,下不尽搜扬,苟以应命,莫慎所举。且惟贤知贤,圣人笃论,伊、皋 既举,不仁咸远。复患阶秩虽同,人才异等,身且滥进,鉴岂知人?今欲务得实才, 兼宜择其举主。流清以源洁,影端由表正,不详举主之行能,而责举人之庸滥,不 可得已。《汉书》云:“张耳、陈余之宾客、厮役,皆天下俊杰。”彼之蕞尔,犹 能若斯,况以神皇之圣明,国家之德业,而不建久长之策,为无穷之基,尽得贤取 士之术,而但顾望魏、晋之遗,留意周、隋之末事,臣窃惑之。伏愿稍回圣虑, 时采刍言,略依周、汉之规,以分吏部之选。即望所用精详,鲜于差失。

  疏奏不纳。弘道初,转文昌左丞,兼地官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则天临朝, 迁太中大夫、鸾台侍郎,依前知政事。垂拱三年,加银青光禄大夫,检校纳言,封 钜鹿男。玄同素与裴炎结交,能保始终,时人呼为“耐久朋”。而与酷吏周兴不协。 永昌初,为周兴所构,云玄同言:“太后老矣,须复皇嗣。”太后闻之,怒,乃赐 死于家。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:“何不告事,冀得召见,当自陈诉。”玄同叹曰: “人杀鬼杀,有何殊也,岂能为告人事乎!”乃就刑,年七十三。子恬,开元中为 颍王傅。

  李昭德,京兆长安人也。父乾祐,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。时有鄃令裴仁轨私役 门夫,太宗欲斩之。乾祐奏曰:“法令者,陛下制之于上,率土尊之于下,与天下 共之,非陛下独有也。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,是乖一之理。刑罚不中,则人无所 措手足。臣忝宪司,不敢奉制。”太宗意解,仁轨竟免。乾祐寻迁侍御史。母卒, 庐于墓侧,负土成坟,太宗遣使就墓吊之,仍旌表其门。后历长安令、治书御史, 皆有能名,擢拜御史大夫。乾祐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协,竟为遂良所构。永徽初,继 受邢、魏等州刺史。乾祐虽强直有器干,而昵于小人,既典外郡,与令史结友,书 疏往返,令伺朝廷之事。俄为友人所发,坐流爱州。乾封中,起为桂州都督,历拜 司刑太常伯。举京兆功曹参军崔擢为尚书郎,事既不果,私以告擢。后擢有犯,乃 告乾祐泄禁中语以赎罪,乾祐复坐免官。寻卒。

  昭德,即乾祐之孽子也。强干有父风。少举明经,累迁至凤阁侍郎。长寿二年, 增置夏官侍郎三员,时选昭德与娄师德、侯知一为之。是岁,又迁凤阁鸾台平章事, 寻加检校内史。长寿中,神都改作文昌台及定鼎、上东诸门,又城外郭,皆昭德创 其制度,时人以为能。初,都城洛水天津之东,立德坊西南隅,有中桥及利涉桥, 以通行李。上元中,司农卿韦机始移中桥置于安众坊之左街,当长夏门,都人甚以 为便,因废利涉桥,所省万计。然岁为洛水冲注,常劳治葺。昭德创意积石为脚, 锐其前以分水势,自是竟无漂损。

  时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,昭德密奏曰:“承嗣,陛下之侄,又是亲王,不 宜更在机权,以惑众庶。且自古帝王,父子之间犹相篡夺,况在姑侄,岂得委权与 之?脱若乘便,宝位宁可安乎?”则天矍然曰:“我未之思也。”承嗣亦尝返谮昭 德,则天曰:“自我任昭德,每获高卧,是代我劳苦,非汝所及也。”承嗣俄转太 子少保,罢知政事。延载初,凤阁舍人张嘉福令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诣 阙上表,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。则天不许,庆之固请不已,则天令昭德诘责之,令 散。昭德便杖杀庆之,余众乃息。昭德因奏曰:“臣闻文武之道,布在方策,民有 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!以亲亲言之,则天皇是陛下夫也,皇嗣是陛下子也,陛下 正合传之子孙,为万代计。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,若立承嗣,臣恐天皇不血 食矣。”则天寤之,乃止。

  时朝廷谀佞者多获进用,故幸恩者,事无大小,但近谄谀,皆获进见。有人于 洛水中获白石数点赤,诣阙辄进。诸宰相诘之,对云:“此石赤心,所以来进。” 昭德叱之曰:“此石赤心,洛水中余石岂能尽反耶?”左右皆笑。是时,来俊臣、 侯思止等枉挠刑法,诬陷忠良,人皆慑惧,昭德每廷奏其状,由是俊臣党与少自摧 屈。来俊臣又尝弃故妻而娶太原王庆诜女,侯思止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,敕政事堂 共商量。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:“大可笑!往年俊臣贼劫王庆诜女,已大辱国。今 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,无乃复辱国耶!”寻奏寝之。侯思止后竟为昭德所绳,搒 杀之。

  既而昭德专权用事,颇为朝野所恶。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言其罪状曰:

  臣闻百王之失,皆由权归于下。宰臣持政,常以势盛为殃。魏冉诛庶族以安秦, 非不忠也。弱诸候以强国,亦有功也。然以出入自专,击断无忌,威震人主,不闻 有王,张禄一进深言,卒用忧死。向使昭王不即觉悟,魏冉果以专权,则秦之霸业, 或不传其子孙。陛下创业兴王,拨乱英主,总权收柄,司契握图。天授已前,万机 独断,发命皆中,举事无遗,公卿百僚,具职而已。自长寿已来,厌怠细政,委任 昭德,使掌机权。然其干济小才,不堪军国大用。直以性好凌轹,气负刚强,盲聋 下人,刍狗同列,刻薄庆赏,矫枉宪章,国家所赖者微,所妨者大。天下杜口,莫 敢一言,声威翕赫,日已炽盛。臣近于南台见敕日,诸处奏事,陛下已依,昭德请 不依,陛下便不依。如此改张,不可胜数。昭德参奉机密,献可替否,事有便利, 不预谘谋,要待画旨将行,方始别生驳异。扬露专擅,显示于人,归美引愆,义不 如此。州县列位,台寺庶官,入谒出辞,望尘习气。一切奏谳,与夺事宜,皆承旨 意,附会上言。今有秩之吏,多为昭德之人。陛下勿谓昭德小心,是我手臂。臣观 其胆,乃大于身,鼻息所冲,上拂云汉。近者新陷来、张两族,兼挫侯、王二仇, 锋锐理不可当,方寸良难窥测。书曰:知人亦未易,人亦未易知。汉光武将宠庞萌, 可以托孤,卒为戎首。魏明帝期司马懿以安国,竟肆奸回。夫小家治生,有千百之 资,将以托人,尚忧失授。况兼天下之重,而可轻忽委任者乎!今昭德作福专威, 横绝朝野,爱憎与夺,旁若无人。陛下恩遇至深,蔽过甚厚。臣闻蚁穴坏堤,针芒 写气,涓涓不绝,必成江河。履霜坚冰,须防其渐,权重一去,收之极难。臣又闻 轻议近臣,犯颜深谏,明君圣主,亦有不容。臣熟知今日言之于前,明日伏诛于后。 但使国安身死,臣实不悔。陛下深览臣言,为万姓自爱。”

  时长上果毅邓注又著《硕论》数千言,备述昭德专权之状,凤阁舍人逢弘敏遽 奏其论。则天乃恶昭德,谓纳言姚璹曰:“昭德身为内史,备荷殊荣,诚如所言, 实负于国。”延载初,左迁钦州南宾尉,数日,又命免死配流。寻又召拜监察御史。 时太仆少卿来俊臣与昭德素不协,乃诬构昭德有逆谋,因被下狱,与来俊臣同日而 诛。是日大,士庶莫不痛昭德而庆俊臣也。相谓曰:“今日天,可谓一悲一喜 矣。”神龙中,降制曰:“故李昭德勤恪在公,强直自达。立朝正色,不吐刚以茹 柔;当轴励词,必抗情以历诋。墉隍府寺,树勣良多,变更规模,殁而不朽。道沦 福善,业亏嫉恶,名级不追,风流将沫。式旌坏树,光被幽明,可赠左御史大夫。” 德宗建中三年,加赠司空。

  史臣曰:裴炎位居相辅,时属艰难,历览前踪,非无忠节。但见迟而虑浅,又 遭命以会时。何者,当是时,高宗晏驾尚新,武氏革命未见,炎也唯虑中宗之过失, 是其浅也;不见太后之苞藏。是其迟也。及乎承嗣请封祖祢,三思劝杀宗亲,然后 徒有谏章,何尝济事,是辜遗托,岂痛伏诛。时论则然,迟浅须信。况闻睹构逆则 示其闲暇,俾杀降则彰彼猜嫌,小数有余,大度何足,又其验也。

  祎之名父之子,谅知其才,著述颇精,履历无愧。师范王府,秉执相权,咸有 能名,固惬群议。何乃失言于大隐,取金于万荣,潜见内人,私通嬖妾,使浊迹玷 其清誉,淫行污于贞名。若言俗困滥刑,公行诬告,即又自昧周防之道,人非尽戮 之冤。赐死于家,犹为多幸,临终不挠,抑又徒劳。

  玄同富于词学,公任权衡,当为典选之时,备疏择才之理。但以高宗弃代之后, 则天居位之间,革命是怀,附己为爱,苟一言之不顺,则赤族以难逃。是以唐之名 臣,难忘中兴之计;周之酷吏,常谋并进之谗。玄同欲复皇储,固宜难免,死而无 过,人杀何妨。

  昭德强干为臣,机巧莅事,凡所制置,动有规模。武承嗣方持左相权,将立为 皇太子,寻更所任,复寝其谋,咸由昭德之言,能拒则天之旨。又观其诛侯思止, 法王庆之,挫来俊臣,致朋党渐衰,谀佞稍退。又则天谓承嗣曰:“我任昭德,每 获高卧,代我劳苦,非汝所及也。”此则强干机巧之验焉。公忠之道,亦在其中矣。 不然,则何以致是哉!若使昭德用谦御下,以柔守刚,不恃专权,常能寡过,则复 皇嗣而非晚,保臣节而必终。盖由道乏弘持,器难苞贮,纯刚是失,卷智不全。所 以丘愔抗陈,邓注深论,瓦解而固难收拾,风摧而岂易扶持。自取诛夷,人谁怨怼?

  赞曰:政无刑法,时属艰危。裴炎之智,虑浅见迟。祎之履行,贷色自欺。昭 德强猛,何由不亏?死无令誉,孰谓非宜。玄同不幸,颠殒亦随。

《旧唐书·卷三十七》翻译及注释

  刘祎之,常州晋陵人。他的祖父刘兴宗,是前朝陈鄱阳王的咨议参军。他的父亲刘子翼,善诵,有学行,隋朝大业初年(605),历任秘书监,河东柳顾言很看重他。他性不能容忍是非,朋友同事有短,他当面指责。友人李伯药常称扬他说:“刘四即使骂了人,人都不恨。”贞观元年(627),唐太宗召他入京,他以母老坚决推辞,太宗答应他终养。江南大使赞扬他至孝,常常送给他粮食绸布,并上表表彰他的家族,还把他所居住的地方改名为孝慈里。他母亲去世后,服孝完,太宗征拜他为吴王府功曹,再升迁著作郎,弘文馆直学士,参与编写《晋书》,加朝散大夫之职。永徽元年(650)去世,高宗遣使者吊赠,送灵柩还乡。有文集二十卷。

  刘祎之少年时代与孟利贞、高智周、郭正一一起以文章知名,当时,以刘、孟、高、郭齐名。不久他与孟利贞等同进昭文馆。上元二年(675),他升迁左史,弘文馆直学士,与著作郎元万顷,左史范履冰、苗楚客,右史周思茂、韩曹宾等,都被召入宫中,共同修写《列女传》、《臣轨》、《百僚新识》、《乐书》,共千余卷。当时又密令他参与决策,来分担宰相之权,时人称他为“北门学士”。 刘祎之的兄长刘懿之,当时任给事中之职,兄弟并在两省,谈论者很是赞美他们。

  仪凤三年(678),转任朝议大夫、中书侍郎,兼豫王府司马,不久又加中大夫之职。 刘祎之有姐在宫中为内职,武则天令她去探望荣国夫人的疾病,刘祎之私自偷见他的姐姐,因此被流配隽州。经过数年,武则天又上表请求高宗召 刘祎之回京,拜中书舍人。任相王府司马,又升迁检校中书侍郎。高宗对他说“:相王是我的爱子,因为卿忠孝之家,我想凭借卿高尚品德做师范,能够出现蓬生麻中,不扶自直的好效果。”刘祎之在家敬老爱幼,与亲友和睦相亲,很是受士族的称赞,他每得俸禄,总散于亲属,高宗因此很是看重他。武则天临朝,也很亲近他并委以重任。到豫王即位, 刘祎之参与谋划,拜中书侍郎,代理宰相职务,赐爵临淮男。当时,国家和军队中多事,朝廷的所有诏敕,都出自刘祎之笔下,他构思敏捷,都立待可成。到官名改变, 刘祎之为凤阁侍郎,代宰相之职。

  当时有司门员外郎房先敏犯了错误,降职为卫州司马,他找宰相申诉。内史骞味道对他说“:这是皇太后处分的。”祎之对房先敏说:“因为犯错误而改官,一向是由下向上奏请的。”武则天听到他们的话,认为骞味道善则归己,过则推君,于是贬骞味道为青州刺史;认为 刘祎之能推善于君,引过在己,便加官太中大夫,赐五色帛百段,细马一匹。还以此事对侍臣说“:作为臣子处事,在扬君之德,君德发扬,难道不是臣下的美事?况且君是元首,臣是支体,情同一体,好坏也在一体。未闻手和脚的毛病转移到腹背,而能一体安康的。骞味道不存忠心,已经贬官; 刘祎之竭忠奉上,情甚可嘉。”纳言王德真对曰:“过去戴至德每有善事,必推于君。”太后说:“所以先朝总是称扬至德能这样为人处事,到他临终,也受到褒扬推崇。为臣之道,难道有超过此行的吗?这样传名万代,难道不美吗?”

  唐高宗仪凤三年(678),吐蕃造成边患,高宗对侍臣们说:“吐蕃小丑,屡次侵犯我边境,我们本来的任务是谋求安定和睦,未能立即诛讨夷狄。而夷狄豺狼成性,不知好歹,恩将仇报,我们放下不管则疆场日日紧张,处理它但又未有上策。现在应该议论得失,请各位各抒己见。”当时,刘景光、郭正一、皇甫文亮、杨思徵、薛元超各有所奏。 刘祎之那时是中书舍人,发表意见说:“臣看自古明王圣主,皆有夷狄之患。吐蕃时时骚扰边境,如同禽兽,得到他们的土地,不可居住;被他们侵扰,也算不上耻辱。愿陛下息万乘之威,且宽百姓之劳役。”高宗很赞赏他的意见。

  后来, 刘祎之曾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:“太后既然能够废除昏君立明君,又何用自己临朝行天子事呢?不如返政给皇帝,来安天下人的心。”贾大隐把这话密奏给武则天,武则天很不高兴,对左右的人说:“刘祎之是我所引用的人,意有背我之心,哪里还顾念我对他的恩呢!”垂拱三年(687),有人诬告 刘祎之收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钱财,又兼与许敬宗的妾有私情,武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讯此案。王本立宣读太后的手敕, 刘祎之说:“未经过凤阁鸾台,怎么能称敕呢?”武则天得知大怒,以刘祎之拒抗天子的刺史罪赐死于自己家中,时年五十七岁。

  当初, 刘祎之已经下狱,睿宗为他申辩,刘祎之的亲友都以为太后一定会宽宥,私下庆贺,但刘祎之说:“我必死无疑。太后临事独断专横,威福全由自己的心意,皇帝上表,只不过使我加速致祸罢了。”刘祎之在狱中,曾经上疏申诉。到临死前,自洗沐,神色自若,命他的儿子执笔起草谢表,他的儿子见将与父亲诀别,悲痛得不能书写,监刑的人催促, 刘祎之就自己拿起笔一气呵成,词理恳切,见到刘祎之谢表的人无不伤痛。当时麟台郎郭翰、太子文学周思钧一起赞扬感叹他的文采。武则天听见便很讨厌他们,于是降郭翰为丞州司马,降周思钧为播州司马。睿宗即位,以 刘祎之为宫府旧僚,追赠中书令。有文集七十卷,传于当时。

  魏玄同,定州鼓城人。他中举进士,后长时任司列大夫。因与上官仪文章唱和而受牵连,流配岭外。上元初年赦免回京,工部尚书刘审礼推荐他,称赞他有时务之才,拜岐州长史,直升迁到吏部侍郎。魏玄同因自己担当了选拔人才的职责,担心不能很好运用选人定职之术,就在这方面写了很有价值的书面意见上呈皇上,内容大义是:

  “臣闻制造器物一定要择其好工匠;治理国家一定要求贤用贤。匠不良,无法做出好器物;官不贤,无法按规律治国。国君,是来管理天下人民的;臣子,是来辅佐国君的。如果国君不能安养百姓,就失去了君道;臣子不能辅佐国君,就丧失了臣子的职责。任用人才,实在是国家的根本,与人民的安危相联。现在的状况是百姓没有变富,盗贼也没有减,狱讼冤曲也未理清,礼仪法度也不齐全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主要是下吏不称职,众官非其才。官之不得其才,取人之道,也就有没有用好的地方。

  “臣又闻傅说说:‘英明的帝王奉顺天道,建邦设都,设置后王君公,大夫师长,不只是为了让自己逸豫,更重要的在于更有效地治理百姓。’古代的邦国,就如现在的州县,土有常君,人有定主,各自选择英贤辅佐之才,而宰相等大臣则由朝廷任命。秦朝兼并天下,除封建割据,设置州郡地方官,汉代袭用,有沿有革。侯王设置官吏限制在四百石以下,其太傅宰相等大官,则由汉王朝设置。州郡掾吏、督邮、从事等官职,全部由州郡长官来任命。这样一直到魏晋,才开始将所有官员归入吏部任命。这样一直延用到现在。现在选用人的特点是‘:用笔来量才,看档案来察行。’这样的弊病,由来已久。

  “大概是由于君子重因循而害怕改革,如有不得已的情况,也只是运独见之明,定卓然之议。如今的人事官员所行的,不是圣王的好的法典,而是近代的权道,这实在应当改革,这非常重要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例如尺丈之量,所能及者短;斗升之器,所积者怎么会多。尺丈不能及,怎么能量呢;斗升不能受,怎么能容得了呢?何况天下之大,士人之众,却委托于几个人的手上呢?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,天下选才之事都集中几人手中,肯定会出现不全和紊乱之毛病。再说居此任的人,不一定称职,昧于甄别察审,只是尽其庸妄,糊涂官理糊涂案,一旦讲情面看私交盛行,什么样的无理事都能做;一旦贪赃营私开头,千奇百怪的坏现象也会出现,这样就形成为人择官,为身择利,看亲疏而下笔,顾势要而措情。官场之中,竞相投靠;巧言令色,同于市井。加之以厚貌深藏机心,险如溪壑,择言观行,尚惧不周。今天百行折之于一面,众官专断于一司,这样选才任贤不是太难了吗。

  “而且魏代只据天下的三分之一;晋代所处的是没有一统的状况,到齐、宋,以至周、隋,战争之日多,安泰之时少,天下分裂,各据一方。隋代平静,太平之时仅十多年罢了,接着又起兵祸,继之以饥馑,德业既未有成,世事也应接不暇,不能说非古而是今。武德年代(唐高祖)、贞观年代,也与今有异,当时开国草创,不仅国事繁多无空闲,而且也缺乏人才。到今天,享国永年,比屋可封,人才间出。选集之始,雾积云屯,选用之后,十不收一。但因玉石难分,用舍去留,得失相半。研究人事上的弊病,应明白今后的补救。

  “夏代、殷代以前,制度多缺。周朝借鉴夏殷,可以清楚地看到。这就是诸侯以下的官吏,不是全由天子任命,朝廷的众官,也不是专于一职。所以周穆王任命伯礒做太仆正时说‘:慎重地选拔你的下属,不要把巧言令色、偏辟侧媚的人当贤士误用。’这就是当时天子令诸侯自择下吏的实证。太仆正,只不过是中大夫,这样的官也可任命自己的僚属,那么三公九卿,也必然可以自选僚属了。再则《周礼》上规定太宰、内史,共同掌诏事。当是分职任于群司,但统起来只以数职。各人又去任命自己的下属,天子只任命大官。这样委任,所委者当,所用者精,因此贤人众多,国家繁荣兴盛。

  “裴子野有言:‘任官之难,先王之备述之。平时视其孝友;乡里中诚信服人,言行举止,观其志义;忧患祸难,取其智谋;以工作重担压他,来观其才能;以财利委托他,来察其廉洁。《周礼》中讲官吏即于学校培养,在州里选择,告知他们政事,然后向朝廷举荐。到汉代,仍然如此。在州郡干出成绩,然后被五府征用,五府举荐自己的佐治之吏到朝廷,三公审参给予授职,尚书上奏天子。一人的任职,所关者众,一士之进,其考核极细。所以官能得其人,很少有败事的。魏、晋反之,所受的损失也很大。’裴子野所论,只是南北朝的一个小小的宋朝,还认为不胜其弊,而况于当今呢!

  “再者从政为官,不可以无学。所以《尚书》中说‘:学古入官,议事以制。’《左传》曰:‘我闻学而后从政,不闻以政入学。’今贵戚子弟,多早求官,小小年纪,腰配银印青绶,有的在束发如两角的年龄,已经承袭高官。弘文馆崇贤馆的生员,宫内的侍从禁卫,课试既浅,能力也薄,但是门阀有素,门第声望自然也高。父子事业相承,本是古人之道。所说的王侯的长子,一定要考核他们,修六礼来节其性,明七教来兴其德,学全施政的八方面来防其**,尊敬贤人来崇尚道德,批评不肖来除掉丑恶。少年受业,长大做官,均由德进,必凭才能而提升,这样而后才能治国理家有益。小小年纪做官而废学,轻考试而无才,像这类的人,也实在可惜,再者九品以下的官员,不待州县推荐,直接取之于书判,这恐怕不是先德而后讲才的意见。

  “臣又认为治理国家用人才,就像人之用财。贫者满足于糟糠,希望得到粗麻布短衣;富人厌粮肉,思轻裘。然而当缺乏贤人的时候,就可以磨钝器策驽马而乘驭。在太平多士之日,就应精益求精而选人才。选才就要面广,尤其应该精选。臣见制书,每令三品、五品荐士,下至九品,也令举荐,这是圣朝广求人才之意。但因为褒贬不甚明,得失无大碍,故人升了官不忧处分受责,降了职也不尽搜扬。如果应征任职,也没有谨慎自己的行为的,况且贤人了解贤人,圣人识才,伊、皋这些贤人既举荐,不仁的就自然会离得远。所以今天要想真正得到贤才,也要慎重地择其举荐贤才的人。流清就是因为源洁,影正就是由于身正,不认真细致了解选才之官的品行,却一味责备被举人人才庸滥,这样是不可能得到真才的。

  “《汉书》上说:‘张耳、陈余的宾客、厮役,都是天下的俊杰。’他们只不过是小人物,尚且能如此,何况以皇上的圣明,国家的德业,如果不建长久之策略,打好深厚的基础,用好得贤取士之术,一味顾望魏晋留下的不好风尚,臣窃以为这样是不明智的,伏愿陛下认真考虑,采纳良言,依照周代、汉代的好规矩,来把好吏部选才这一关。”

  魏玄同的建议未被采纳。

  弘道初年(683),魏玄同转任文昌左丞,兼地官尚书,代理宰相。武则天临朝,调任太中大夫、鸾台侍郎,仍然行宰相之职权。垂拱三年(687),魏玄同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之职,加任检校纳言,封钜鹿男。魏玄同平时与裴炎交好,能始终保持友好,时人称赞为“耐久朋”;但他与酷吏周兴不协调。在永昌初年(689),被周兴陷害,说魏玄同讲太后已经老了,应当让皇位给皇帝。武则天听了,大怒,于是赐他死在自己的住宅。监刑御史房济对魏玄同说“:何不申告,如能得到召见,当自陈冤曲。”魏玄同叹道:“人杀鬼杀,有什么不同,哪里能告人事?”于是就刑,死时七十三岁。

  李昭德,京兆长安人。父李乾..,唐太宗贞观初年(627)曾任殿中侍御史。当时,有一个俞县县令,名叫裴仁轨,他役使县衙的门夫干私事,唐太宗想重罚斩掉这县令。李乾..奏道:“法令,陛下在上面制定出来,在下的所有人都要遵守,这就成了陛下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律法,并不是陛下独有的。裴仁轨犯的是轻罪,而判的是重刑,这是与划一的律令相违背的,执法如果不按条律,那么天下的人就无措手足。臣被委任做了司法官,不敢违法而奉命。”唐太宗理解了这一点,裴仁轨竟免于刑法处分。李乾..不久升迁,做了侍御史。李昭德的祖母去世时,他父亲李乾..在墓侧筑庐而居,自己负土成坟。唐太宗派使到墓前吊祭,并旌表他们的门庭。李乾..后来历任长安令、治书御史,都有能干的美名。后拜御史大夫,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协调,竟被褚遂良设计陷害。永徽初年(650),相继任邢、魏等州的刺史。李乾..虽然强直能干,但是与小人亲近,他在京外任职,却与令史结友,书信往来,叫令史打听朝廷之事。不久,被友人揭发,流放到爱州。乾封元年(666),李乾..被起用任桂州都督,历任司刑太常伯。他曾举荐京兆功曹参军崔擢为尚书郎。但事未成,就偷偷把内情告诉崔擢,后来,崔擢犯了错误,就告李乾..泄露禁中话语来为自己赎罪,于是李乾..被免官。不久去世。

  李昭德,就是李乾..的儿子。强干有父风,少年时就以明经科中举,做官升到凤阁侍郎。长寿二年(693),朝廷增置夏官侍郎三员,当时选李昭德与娄师德、侯知一担任。这年,他又升任凤阁鸾台平章事,即代理宰相之职,不久又加检校内史之职。长寿中,京都改建文昌台和定鼎、上东等门,又在城外建外郭,这都是李昭德所创建的,时人认为他很有能力。当初,都城洛水天津的东边,立德坊的西南角,有中桥和利涉桥,用来通行人。上元二年(675),司农卿韦机才移中桥到安众坊的左街,对着长夏门,京都的人都认为很方便,因此利涉桥废而不用。节省钱财以万计。但是经常被洛水冲击,必须经常出劳力修治。李昭德创意堆积石头桥墩,使对着流水的部位成尖形来分水势,从此,竟未出现洛水冲刷损坏的情况。

  当时,武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,李昭德密奏:“武承嗣是陛下的侄儿,又是亲王,不宜加上机要的重权,来使众百姓生惑,况且自古帝王,父子之间,犹相篡夺权力,何况在姑侄呢,哪里能把重要权力委托给他呢?如果他不受控制,随心用权,陛下的宝位怎么可能安稳呢?”武则天惊惧地说:“我未考虑到这一方面。”武承嗣也曾返告李昭德不是,武则天说“:自从我任用昭德,总能高卧心宁,他能代我劳苦,不是你能赶得上的。”武承嗣不久转任太子少保,罢去参与政事的职务。延载初年(694),凤阁舍人张嘉福指使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到朝廷上表,请求立武承嗣为太子。武则天不许,王庆之坚持请求没完没了。武则天令李昭德责问他们,才使他们散去。随即李昭德便用杖打死王庆之,余众才息。李昭德因此上奏道“:臣闻文王武王之道,重在方略策划布署,哪里有侄儿做天子而替姑母立庙的!以亲人而言,天皇(高宗)是陛下的丈夫,皇嗣是陛下的亲子,陛下应当将皇位传之子孙,以为万代之计。何况陛下是承蒙天皇顾托才有天下的,如果立了武承嗣,臣恐天皇不享祭了。”武则天才明白了,立武承嗣为太子之事才罢了。

  当时,朝廷谀佞之人多被进用,所以,凡是无论大小,只要近于谄媚阿谀,虚假奉承,都能获得进见。有人于洛水中获有数点赤色的白石头,就到宫阙进见。诸宰相问这石头有何特点,回答说:“这块石头赤心,所以拿来进献。”李昭德叱责道“:此石赤心,洛水中余石难道能尽反么?”左右皆笑。这个时期,来俊臣、侯思止等,歪曲刑法,诬陷忠良,人都惧畏,李昭德每在朝廷奏他们的枉法情状,由此来俊臣的党羽也稍稍受到挫折。来俊臣曾弃故妻娶太原王庆诜之女,侯思止也上奏要娶赵郡李自挹之女,太后要政事堂共同商量。李昭德抚掌对诸宰相说“:太可笑,往年来俊臣像贼一样强取了王庆诜之女,已经大有辱国家。今日此奴又请求索取李自挹之女,莫不是又要来辱国吗?”这样,此事才作罢,侯思止后来竟被李昭德依法处死在杖刑之下。

  不久,李昭德由于专权用事,很为朝野之士所厌恶。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忄音上疏指责李昭德,说他性好凌轹,气负刚强,朝廷诏命陛下皆依李昭德,李昭德自专无忌,威震人主,有势盛之殃。邓注又著《硕论》数千言,详细述说李昭德专权之状。凤阁舍人逢弘敏立即将此文上奏。武则天于是开始厌恶李昭德,对纳言姚王寿说:“昭德身为内史,备受殊荣,如果真的像大家所说的情状,那实在是有负于国家。”延载二年(695),降职任钦州南宾尉。数日,又命免死配流,不久又召回京拜监察御史。当时太仆少卿来俊臣与李昭德一向不和,于是诬陷李昭德有叛逆行为,因此被下到狱中,与来俊臣同一天处死。这一天大,臣民百姓莫不痛惜李昭德之死,又庆贺来俊臣之死。人们交谈:“今日天,可谓一悲一喜。”神龙二年(706),中宗降诏赠御史大夫。德宗建中元年(780),加赠司空。

旧唐书简介

旧唐书》共200卷,包括《本纪》20卷、《志》30卷、《列传》150卷,原名《唐书》,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《新唐书》问世后,才改称《旧唐书》,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(945年)。
《旧唐书》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,资料来源比较丰富。署名后晋刘昫等撰,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。